万丈高楼平地起

孙志强出生在河南一个穷山村。家里三代都是烧砖的，用土窑烧那种红砖。他爷爷那辈烧窑用的是圆窑，像个倒扣的大碗，一次能烧两千块砖。窑是用泥巴糊的，外面抹了一层石灰，远远看去像个大坟包。 窑在村东土坡下，背风，往南走两百步是条河沟。土就地取，黄胶土，挖出来堆成一堆，浇上水，光脚踩。踩泥要踩三天，踩到泥里没有硬疙瘩，抓一把攥成团，往地上一摔散得开。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规矩，踩泥不能停，一停泥就懈了。泥和好，用木模脱坯，脱出来的坯码在场上晾，晒到半干翻一遍，翻三遍，坯就成了。 他小时候最喜欢看烧窑。窑口一打开，火光红彤彤地照在脸上，热得站不住。他离窑门五六步远，脚尖往里探，脸上烫，后背让北风一吹又凉透。窑膛里的火苗横着走，从火膛蹿进窑室，从砖缝里穿过去。柴是玉米秆和树枝，添一把，火苗矮一下，再慢慢立起来。砖从生土色变成暗红色，再变成青灰色，要烧三天三夜。他父亲说烧砖跟养孩子一样，急不得，火大了裂，火小了生，得慢慢来。 装窑那两天，父亲腰上系一根草绳，钻进窑里码砖坯，一摞一摞往里递。窑里黑，只有窑门口一小块天光。码到窑顶，留出火道，封上窑门，只留一个添柴的口。 他父亲整夜守在窑口前，加柴、看火、听窑。烧火那些天，父亲的脸让火烤得发红，眉毛尖卷起来，衣服上落一层灰。守到后半夜，父亲让他先去睡，他睡在窑边的草棚里，草棚地上铺一层麦秸。夜里醒过来，看见窑口那团火还亮着，一明一暗。用一根铁棍敲窑壁，听声音判断里面的温度。铁棍半人高，一头磨得发亮。父亲一只手搭在窑壁上，一只手敲，敲三下，停一停，耳朵贴近窑壁再听。他说你听这个声音，声音闷就说明窑里温度够了，声音脆就说明温度还没到。 他那时候不懂，就觉得父亲神，敲一敲就知道里头的事。有一回他也拿铁棍敲了一下，听不出个所以然。父亲说你敲十年就懂了。他后来真敲了十年。头几年敲的是响，后来敲的是闷。冬天窑壁凉，敲上去声音发紧；夏天窑壁潮，声音发滑。他记不住是哪一天开窍的，只知道有一年秋天，敲下去，耳朵里那一声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闭上眼睛敲，砖烧到几分火，他心里有数。他说这门手艺没有诀窍，就是耳朵和手，一年一年磨出来的。 他十二岁开始帮父亲搬砖。一块砖四斤多，他一次搬四块，从窑里搬到砖场上码好。刚出窑的砖还烫手，得垫一块麻袋片。码砖也有讲究，横一层竖一层，码成垛，四角要齐，中间留缝通风。他个子矮，垛码到齐胸口，得踮起脚。一天搬几百趟，手上磨出了泡，泡破了结成茧。父亲说手上有了茧就是大人了。他摸着手上的茧，觉得自己确实长大了。 窑上干活看天。出窑得挑晴天，一家人一筐一筐往外挑，挑到砖场码成垛。码完，父亲绕着垛走一圈，伸手推一推，看稳不稳。下雨天不能烧，一家人坐在屋檐底下搓草绳。草绳是捆砖垛用的，稻草先浸了水，搓的时候手心带点潮气，不然绳松。屋檐水滴滴答答，屋里一屋子草腥味。父亲抽着旱烟说，砖这东西，你急它不急。他那时候不爱听，觉得是句闲话。后来他自己带徒弟，说来说去，说出口的还是这一句。 他后来才知道手上有了茧不是长大了，是干活干久了留下的印记。茧是一层一层长的，头一层薄，往后一层压一层。父亲手上的茧比他的大，比他老，比他厚。父亲的手是四十年烧窑干出来的，手上的茧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。

十八岁那年村里修公路，要大量砖。路从村东的河滩地边上过去，先垫石头，再铺砖，路基一天一天往南挪。挖出来的黄土堆成一条长垄，堆在路边晒着，风一刮，土面子糊人一脸。他家的砖窑活多了起来，日夜不停地烧。窑顶的烟一天到晚不断，夜里能看见窑口一圈暗红。天不亮就要起来，先看窑，再看天，天要下雨，就得把晾在场上的砖坯往棚里搬。他负责烧窑，父亲负责和泥，母亲和妹妹负责搬砖码砖。父亲光着脚在泥坑里踩，泥要踩到发黏，攥一把能攥成团，撒手不散。踩好的泥闷上一夜，第二天才上模扣坯。他蹲在窑门口添柴，火色从暗红看到发白。一家人从早忙到晚，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块。 但工程队的人挑剔，嫌土窑烧出来的砖大小不匀，颜色也不统一。来验砖的是工程队派来的人，戴一顶草帽，蹲在砖垛跟前一块一块翻，两块对敲听响，又掏出尺子量边长，看断口。深一块浅一块码在一起，像一面花脸的墙。他站在旁边，手在裤子上蹭。他说土窑就这个毛病，温度不好控制。工程队的工头说那你改进改进。他说行，试试。 他琢磨了好几天，把窑改了一下。白天出砖，夜里他就坐在窑边看火，看火从哪边走，在哪一处慢。他拿一根树枝在地上画，画了抹，抹了再画。父亲过来看过一回，蹲着抽了半根烟，没说话就走了。他先拆了窑墙上几块旧砖。在窑的两侧加了通风口，让火气流通更均匀。通风口开在窑墙半腰，口子朝下。垒完糊一层泥，泥干了裂，裂了他再糊。又改了窑门的大小，让加柴的时候不至于一下子把火打灭。窑门改小以后，添柴要弯腰，他就弯着腰添，添一晚上，腰直不起来。 改好了以后烧出来一批砖，大小比以前的均匀了，颜色也统一了。砖出窑还烫手，晾上一天。出砖那天母亲码垛，码得比往常整齐。他拿一块断砖在手里看，断口是青的。 改窑那几天他睡在窑边上。铺一张草席，盖一件旧棉袄，耳朵里全是窑里呼呼的响。后半夜露水下来，草席面上潮一层，他翻个身，后背凉。他睁着眼听窑里的火。烧到第二天半夜，他起来看火，发现通风口的火苗不对，赶紧用泥把口子糊小了半边。天亮烧出来的砖还是裂了几块，但比上一窑少多了。父亲没说什么，中午多给他盛了一勺菜。他知道，这就是夸了。 工程队的工头来了，看了看砖，说比上次的强。出窑的砖还温着，用铁夹子夹出来码成垛，垛底下垫两块碎砖。工头拿一块在手上掂了掂，又放回去，说这下能用了。他高兴了，说谢谢师傅夸奖。 后来他去了镇上的机制砖厂打工。砖厂在镇子南头，铁皮棚顶，一台机器整天响，皮带轮转着，泥从上面进去，砖坯从下面出来，切坯的钢丝一上一下。机器做的砖比手工的好，均匀、结实、速度快。他先学着上料，后来看火，再后来学修机器。他学了操作机器、维修设备，慢慢从一个窑工变成了技术工人。手上洗出来的黑泥里，开始掺上机油味。 但他说机器做的砖是死的，手工做的砖是活的。活砖有手艺人的气力在里面，死砖没有。 父亲那天多吃的那勺菜是什么菜，他记到现在，好像就是白菜。那天中午一家人蹲在窑边的阴凉里吃饭，锅里熬的是白菜，盛在搪瓷盆里，盆沿磕掉了一块瓷。蝉在树上叫。他扒完饭，起身又去添柴。

二十岁那年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进城去了工地。走之前几天，家里就开始给他准备东西。母亲把两件旧棉袄拆了，重新絮上棉花，缝成一件厚的。父亲从柜子底下翻出一双胶鞋，是前年买的，一直舍不得穿，鞋底还是新的。他背着一个蛇皮袋，里头装着棉被、换洗衣裳、一双胶鞋，还有母亲蒸的十几个馒头，冻得硬邦邦的。 他第一次进城是在冬天，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，到城里的时候天刚亮。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，过道上也坐了人。他不敢睡，怕睡过去东西被人拿走。蛇皮袋抱在怀里，抱了一夜。火车咣当咣当地响，窗外的天黑着，偶尔闪过一点灯火，又没了。他把脸贴在玻璃上，玻璃冰凉。天慢慢亮起来的时候，窗外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房子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高。 几个年轻人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，看着眼前的高楼，傻了眼。广场上人多，喇叭里在喊什么，他听不太清。风从楼与楼之间穿过来，比村里的风硬。他把蛇皮袋往脚边一放，仰头看那楼，看了好一会儿，脖子都酸了。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，说走啊，站着干啥。 他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楼能盖那么高。村里最高的楼是镇政府的大楼，两层。他从来没见过三层以上的楼。眼前的楼有十几层，二十几层，直冲云霄。他数过，数到十几层就数不清了，窗户一层一层上去，密密麻麻的，像码起来的火柴盒。 带他们进城的工头姓李，四十多岁，在建筑公司干了十几年。李工头人不高，胳膊粗，脸上总像蒙着一层灰。他在广场上把几个人叫到一块儿，一人递了一根烟。几个年轻人里有两个不抽，接了烟夹在耳朵上。李工头说你们几个年轻人想不想挣钱，想的话跟我干。几个年轻人都说想。 李工头说干建筑这行，吃苦是肯定的。你不能怕苦，但不能蛮干。蛮干的人不出一年就出事了。他说你们先跟我学规矩，学到规矩了再学技术。他说话慢，一句是一句。说完了看几个人一眼，问都听明白了没有。几个人说听明白了。李工头就让他们把蛇皮袋背上，跟他走。走到工地门口，有个门卫拦了一下，李工头说了几句话，门卫就摆摆手让进了。 他们学的第一课是绑钢筋。工地一角堆着一捆一捆的钢筋，锈红色的，有的弯着，有的直。师傅拿一把扎钩，铁丝剪成一段一段，一把攥在手里。绑的时候把两根钢筋交叉的地方对上，铁丝从底下穿过去，两头一拧，扎钩往里一带，再一绞，收紧。师傅的手快，一下一个。钢筋一根一根地绑，用铁丝把两根钢筋交叉的地方绑紧。他第一天绑了一上午，绑了不到两百根。李工头看了说你这速度不行，一天至少得绑一千根。他说一千根我怎么绑得过来。李工头说你每天练，练一个月就到了。铁丝硬，扎手，他戴着手套也不顶用，指头尖被勒出一道道红印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手拿筷子有点抖。 他练了两个月，一天能绑一千二百根。但手指头磨破了，起了厚厚的茧。他说那时候手上全是茧，茧破了又长，长了又破，最后手上的茧跟树皮一样。后来他绑钢筋不用看，手一摸就知道铁丝该从哪儿穿，扎钩一带，紧。师傅在旁边看着，不说话，点一下头。 那时候他们住工棚，一间棚子睡十几个人，晚上说梦话的、磨牙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棚子是石棉瓦搭的，四面漏风，冬天冷，被子盖两床还觉得凉。他从家里带来的是薄被，夜里缩成一团，把棉衣也盖上了。棚子里有股潮味，混着汗味和烟味。他想家，不想也得忍着。每个月发了工资，他留出饭钱，剩下的全寄回家。汇款单的存根他都留着，攒了一沓，拿皮筋捆着，搁在枕头底下。有一回皮筋断了，存根散了一地，他一张一张捡起来，重新捆好。捡的时候，他把一张张存根上的日期看了一遍，从第一个月看起，看到最近一张，就笑了。

干了两年钢筋工以后他转了行，改当架子工。架子工是在楼顶上搭脚手架的，是工地上最危险的活。 转行前他先去找李工头。那天下午钢筋绑完了，他蹲在料堆旁边，手上还留着铁锈印子。他问李工头架子班缺不缺人。李工头拿眼睛看他，说缺是缺，你恐不恐高。他说不恐。李工头说你上去一趟再说不恐，二十层，爬上去爬下来，不耽误你半天。第二天他真上去了一趟，爬到第十层就知道刚才那句话说早了。 他说架子工最要命的是怕高。他第一天爬上二十层楼的脚手架，腿就抖了。脚底下的木板踩上去嘎吱响，风一吹摇摇晃晃的。他趴在钢架上不敢动。李工头在旁边说你别怕，你看这个木板踩上去多结实。 那天的风从楼口灌上来，吹得安全网鼓起来又瘪下去。他两只手抓着立杆，手心全是汗，汗把钢管弄得滑，他抓得更紧。往下看是塔吊的臂，再往下是几堆砖，砖小得像火柴盒。他不敢往下看，闭上眼，腿抖得更清楚。 他试了试，木板确实踩得动，但没有嘎吱响那么吓人。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没那么危险。李工头说我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。 李工头教他挂安全带。挂钩要挂在头顶上方的横杆上，不能挂在脚边。李工头把他腰上那根绳子解下来，重新挂到他头顶的一根横杆上，说挂低了人掉下去照样掉，绳子在腿弯上一勒，能把人勒折。他说哦。李工头说别哦，你把这根杆子记住。 架子是从下往上搭的。先立杆，一个人扶着，一个人蹲下去装扣件，扳手拧到拧不动为止。横杆一根一根往上接，接到一人多高，把脚手板铺上去，板两头拿铁丝绑死在横杆上，绑完用脚踩一遍，哪块板翘起来就重绑。每隔三层挂一道平网，网绳拉紧，兜得住一个人。架子立到一定高度还要打剪刀撑，斜杆交叉着从底下连到顶，站在远处看，一排十字顶着天。 他干了半年架子工以后不怕高了。他说不是不怕了，是想明白了。你怕高你爬上去也得干活，你不怕高你也得干活，那何必怕。 半年里他上过冬天，也上过夏天。零下几度的早上，钢管上结一层白霜，手一摸就粘，得先用袖子擦一遍再抓。夏天钢管晒得烫，隔着手套也烫，人贴在架子上，汗从安全帽檐上往下滴，滴在板上，一会儿就干。刮大风的天气不许上架子，底下喊人下来，他们就从马道上一个跟一个往下走，马道板上钉着防滑条，踩上去咔咔响。 他说架子上有架子的规矩。钢管要卡扣卡紧，木板要铺严实，安全带要高挂低用。这些东西他一上手就记住了，比谁都记得牢。他说不是他记性好，是他知道一样东西忘了会出什么事。有的人不是不知道规矩，是不知道规矩后头是拿命换来的。 有一回他看见有人把安全带缠在腰上，没挂钩。李工头在底下吼了一嗓子，那人当天就从架子上下来了。 他后来爬过最高的楼是四十二层。脚手架从地面搭上去，搭了两个月才搭好。他从地面一层一层爬上去，爬到四十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脚手架在风里摇晃，他的安全带挂在一根钢管上，脚踩在木板上，看着脚下三四十层楼深，心里想：这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。 那两个月他们从底下往上走，一天一层，有时候两天一层。中间落过一场雨，雨停了板上全是水，他们拿扫帚往下扫，水顺着架子流到楼底。搭到顶那天是傍晚，西边的光横着照过来，架子在地上拖出一条长影。 从四十二层下来，他的腿抖了半天。工友问他是不是怕了。他说不怕，是腿自己抖，跟人没关系。工友笑了。他说你笑什么，你上去试试，你的腿也抖。

四十岁那年他做了安全员。这是李工头退休前跟他说的，说你以后做安全员吧，你做事认真，当安全员合适。 那天下午李工头坐在板房里，窗台上搁搪瓷缸。电扇吹起图纸一角。孙志强刚从架子上下來，安全帽檐上沾着灰。李工头说安全员这个活看着不起眼，出了事就是天大的事。孙志强说我干了这些年架子工，没写过字。李工头说不用你写文章，把你看见的记下来就行。孙志强站着，手在裤缝上蹭了一下。李工头说就这么定了。 他当安全员以后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围着工地转一圈。看脚手架有没有松的、看临边防护有没有缺失的、看施工用电有没有乱接的。他带着一个本子，发现问题就记在本子上，回来找施工员整改。 那个本子是塑料皮，巴掌大，前几页是李工头留下的旧记录。孙志强不习惯用圆珠笔，握笔像握瓦刀，字写得歪。他先走外架，从东南角上楼，一层一层往上爬。钢管被太阳晒得烫手，他摸过去，看扣件有没有松动，看连墙件少没少。走到楼层里，看电梯井口盖板严不严，看临边栏杆有没有踢脚板。再下来看配电箱，箱门关没关，漏电保护器灵不灵。有工人跟他打招呼，他点一下头，眼睛还在看架子。一圈转下来，安全帽里全是汗。他把本子掏出来，几层几号，什么毛病，写清楚了，再去找施工员。 他说安全这个事没有小事。一个小隐患可能就是一条人命。他说他当安全员以后最怕的就是发现一个隐患没及时整改。 有时候施工员忙，说等会儿。他就站在旁边等。等施工员把电话打完，把图纸放下，他说你跟我上去看一眼。施工员说你看过了不就行了。他说我看过了，你也得看。施工员跟他上楼，看了，说知道了。他说知道了不行，得改了。他就在本子上记下时间，几点发现，几点整改。他怕自己忘了，也怕别人忘了。 有次他发现工地的临边没有防护栏杆。那天他上到十层，先看了电梯井口的盖板，又顺着楼层往北边走。北边堆着几捆钢管，密目网被风吹得鼓起来，一根拆下来的栏杆横在钢管旁边。他站在离楼边两步远的地方，往下看了一眼，塔吊在下面转，钢筋堆得像一丛丛树枝。那是一栋十二层楼，他上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十层楼边的防护栏杆被人拆了。他说谁拆的。旁边几个工人低着头干活，没人应。他又问了一声。没人理他。他沿着楼层走到施工员跟前，施工员正拿对讲机喊人卸车。孙志强说十层临边栏杆是谁拆的。施工员说是我让拆的，塔吊吊料不方便，挡着。他找到施工员说防护栏杆不能拆，拆了以后人掉下去了谁负责。施工员说我拆一下没什么大事，马上装回去。他说马上也不行，马上这几分钟人就可能掉下去。 他把那个施工员叫到办公室，说你再拆一次防护栏杆我就停你工。施工员说你要停我工我自己不干也得干，进度不能拖。他说你干你的，出了事你负责。 办公室是工地西边那间活动板房，门一推开，一股水泥味。桌上摊着进度表，烟灰缸里插满烟头。孙志强把本子放在桌上，翻到十层那一页。施工员站着，手插在兜里，说老孙，你这是跟我过不去。孙志强说我不是跟你过不去，我是跟这个栏杆过不去。施工员把安全帽往桌上一搁，说行，你厉害。 后来那个施工员真被停了一周工。停工的条子是签下来的。孙志强把整改单递上去，上面看了半天，说老孙，你真要停？孙志强说栏杆装回去再干。上面签了字。施工员那一个星期没上班，听说在宿舍里躺着。回来那天，他堵在办公室门口，脸涨得红。施工员来跟他闹，说孙师傅你太过分了。他说我过分？你要是出事了你也觉得我过分？施工员不说话了，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 后来那个施工员见了他还是点头打招呼。那天雨从后半夜开始下，打在板房顶上像撒石子。孙志强躺在床上，听着雨声，翻了个身，又翻回来。他想起工地南边那一排配电箱，有一台箱门锁坏了，白天没修好。有一回夜里下大雨，他放心不下，打电话让值班的把工地的配电箱都盖上雨布。第二天早上，地上到处是水洼，钢筋上挂着水珠。第二天那个施工员碰见他说，孙师傅，昨儿夜里幸亏你那个电话。他说这跟幸亏不幸亏没关系，这是应当的。孙志强把本子夹在胳膊底下。

他干了二十年工地，见过三起死亡事故。 他说这话时，手里捏着一截粉笔，在板房的水泥地上划横线。粉笔断了，他也不换，用指甲把断头掐平，接着划。划完用鞋底一抹，线没了。 第一起是脚手架上一个人踩空了，从十二层楼掉下去。 那天上午外架上的竹跳板还沾着砂浆。风从楼角拐过来，安全网一鼓一瘪。他刚做安全员，胳膊上套着红袖章，一层一层往上查。走到西边外架，他看见一个人蹲在横杆上，安全带挂在腰后，钩子没扣。他喊了一声，那人回头。 那是他刚做安全员那一年，他看到脚手架上有人没系安全带，上去提醒了一下。 他踩着跳板过去，手指点了点那人腰后的带子。那人说手里这点活干完就扣。他站在旁边没走，看那人把扣件往立杆上拧。扳手在钢管上打滑，发出尖响。风把安全网吹得贴到人腿上，又掀开。 那个人说马上就好。 他还在旁边守着，那个人就踩空了，掉下去了。 那人往后退了半步换脚。跳板头上没绑铁丝，一踩翘起来。他伸手去抓胳膊，抓到袖子，袖子上全是灰，滑出去了。下面有人喊，声音从十二层传下去，变了形。他趴在栏杆边往下看，人躺在硬化过的地面上，旁边是一摊砂浆。 他后来想那件事想了很久。 他记得那人掉下去之前还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夜里他躺在板床上，把那人没扣的安全带扣法在肚子上比划。扣环是铁的，凉的。比划完，又解开，再扣一遍。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再坚持一点，再拦一下。 但他拦了那个人不听话，拦了也是白拦。 他说有时候你尽了全力，该出事的还是会出事。 第二起是塔吊吊物的时候绳子断了，吊物掉了下来，砸中了一个工人。 那天塔吊在吊一捆架子管。钢丝绳受力，油顺着滑轮往下滴。他在地面上安排人清模板，听见塔吊那边有人吹哨。哨声短，连着两声。他抬头，那捆架子管在半空里晃了一下。 那个工人当时在塔吊下面搬材料，没注意上面吊东西，被砸中以后当场就没气了。 架子管散开，一根弹起来，又落回去。他跑过去，先看见安全帽滚在一边，帽带子还扣着。人压在管子底下，只露出一只手。有人拿撬棍来撬，有人喊打急救电话。他把人从管子底下拖出来，工装前襟上全是灰，鼻孔里也有灰。 事故发生以后他在塔吊下站了一下午。 他看着那个工人被抬走，白色的布盖住了脸。 旁边有个工人说那是老刘，跟我一起干了五年了。 他说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 塔吊的电源切了，驾驶室门开着。地上的哨子被踢到一边，还在原地转。太阳从楼顶挪到塔吊塔身上，又慢慢挪下去。有人递水，他没接。有人叫他去吃饭，他摆摆手。 那天夜里他在宿舍里没睡着。 老刘昨天中午还蹲在他旁边抽烟，说等这栋楼封了顶就回家收麦子。 他记得老刘抽烟时，烟灰掉在鞋面上，老刘拿手背掸了一下。板房外面有人打呼噜，铁床吱呀响。他把老刘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，又过一遍。 他从那以后落下一个习惯，看见有人在塔吊底下停留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过去就喊，喊走了他才走。 有人嫌他多事，他说多事就多事。 第三起是基坑坍塌，埋了两个人。 基坑挖到五米多深，护坡上打了一排钢管，钢管后面别着木板。前一天下过雨，坑底的土踩上去发软。两个工人下去清底，一个在东南角，一个在中间。他在坑上看图纸，听见土坡那边有土块往下掉。 两个工人下去挖基坑，基坑的护坡塌了，把两个人埋在了土里。 土塌下来没有太大声音，先是木板被推歪，接着整片土往下坐。有人喊快跑，声音被土吸住了。他顺着梯子往下跑，鞋底沾满泥。下面的人用手刨土，指甲缝里全是泥。刨出来一个，抬上去，又刨另一个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车顶灯在基坑壁上转，照着一堆散落的钢管和木板。 抢救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气了。 他站在基坑旁边，看着那两个被埋的坑位。他说工地的事故就是这样，你防了又防，还是防不住。

他干了四十多年以后开始觉得累了。 早上五点半自己醒。腰先醒，然后是膝盖，最后才是人。他坐起来缓一缓，穿衣服下楼，骑车去工地。工地在城东，二十几层，外头罩着绿网。他一天的活就是转，从底转到顶，再转下来，一圈两个钟头。 不是身体累，是心累。每天在工地上转来转去，看安全隐患，看工程质量，看工人有没有违规。 他拿眼睛找东西。临边那道栏杆少一根横杆，配电箱的锁鼻子没扣上，五层外架的剪刀撑歪了半寸。看见就得说，说了就有人改，改完第二天再看还是那几样。有个年轻工人绑扎时不系安全带，他在底下站了半天，等人下来，问一句，那人说系着勒得慌。他说勒得慌比摔得慌强。 他说你看了十年就会觉得没意思了，你看什么都是老毛病。 那一年他父亲去世了。 父亲是在家里走的，心梗，走得很快。 那天是秋天，风开始带凉。他在十七层看外墙保温板，手机在兜里震。他接起来，那边说父亲不行了。他扶着架子往楼梯口走，一层一层往下，走到五层腿有点软。 他接到电话赶回家，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咽气了。 路上转了两次车，坐了四个多钟头。他进门的时候屋里已经站了人，他走到床边。 他跪在父亲床前，握了握父亲的手。父亲的手冰凉了，手上的茧还是那么厚。 那双手他认得。指节大，掌心的茧是硬的，像干透的树皮。他把父亲的手放回去，放平，掖了一下被角。 他小时候数过，窑壁上的泥皮一层压一层，最底下那层是他爷爷抹的。 窑在村东的土坡下。父亲烧窑，他跟着去。窑门矮，进去要弯腰，里头一股土腥味混着煤烟味。父亲拿小锤敲窑壁听声，声音闷就是温度够了，脆就是还欠火。他跟着敲，敲得半面墙都是印子。他数泥皮，一层，两层，三层，数着数着就乱了。 办完丧事他多待了几天，去看了村里的老窑。 去的那天下午天阴着。路还是那条路，土被车轧出两道沟。窑比他记得的小，他小时候觉得那窑很大，进去要仰头。 窑早就不烧了，塌了半边，长着草。 塌下来的那块堆在窑口，蒿子有一人多高。他把草拨开，往里走两步，被烟熏黑的那截墙还在。 他伸手摸了摸窑壁，泥皮都酥了，一碰就掉。 他把手上的灰在裤子上蹭了蹭。 他想起父亲说的，声音闷就说明温度够了。他捡了根棍子敲了敲，没什么声音，就是空响。他在窑口前站了一会儿，把棍子放下了。 那根棍子是地上捡的半截树枝，敲完他斜靠在窑门口。出来时鞋上沾了土，他在地边石头上磕了磕。 他说父亲走了以后他才真正觉得老了。他父亲八十三岁走的，他那时候六十二岁。他看着父亲的遗像，忽然意识到自己也六十多了。 遗像挂在堂屋墙上，是父亲六十岁那年照的，穿深色褂子，头发梳得整齐。他站在底下看了一会儿。母亲在旁边说，你父亲年轻时照相也不笑。他说嗯。他在镜子里看过自己，下巴和颧骨是一个样。 从家里回来以后，他把烟戒了。不是医生让戒的，是他自己想戒的。他说烧了一辈子火的人，知道火这个东西，有时候不由人。 戒烟头一个月难受。手往兜里摸，摸空了，摸几回就不摸了。有人递烟，他摆手。嘴里含一颗糖，含到化完再含一颗。 他在家里陪母亲住了一个礼拜。 那一个礼拜他修了院墙。西边墙根被雨泡了，砖缝里的灰掉了，他把松的砖取下来，抹灰砌回去。母亲在旁边递砖，递的时候手有些抖，砖在手上停一下才出来。他说你歇着，我自己来。母亲说我不累。看了半天，说你这灰抹得比你父亲匀。 走的时候母亲把他送到村口，说家里都好，你别惦记。他说有事打电话。母亲说我给你打，你别关机。他说好。 村口那棵槐树还在，叶子黄了一半。母亲站在树底下，他往车站走，走了几十步回头，母亲还站在那。 他说戒了烟，夜里咳嗽少了，他母亲在电话里听出来了。

他六十五岁那年退休了。那年入冬早，十一月初落了头一场雪粒子，落在泥地上化了，工地里到处是黏脚的黑泥。退休那天他最后一次走进工地上班。跟平时一样，五点半他自己就醒了，闹钟没响。他穿上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，裤子膝盖上补过一块布，是上回在架子上挂破的。饭盒里装了两个馒头、一个咸鸭蛋，灌了一壶热水，出门赶头班公交，倒一趟车，到城郊。 工地在城郊，一栋住宅楼盖到二十层了。围挡上贴的效果图晒得发灰，边角翘起来。他从钢筋堆旁边绕过去，密目网是绿的，从底下一直包到楼顶，风过去，鼓起来又瘪下去。他站在脚手架下面抬头看，风很大，吹得安全帽都在晃。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，下巴底下的带子又勒紧了一扣。 他上了二十层楼，站在还没封顶的楼顶上往下看。楼板是新浇的，钢筋头一截一截露在外头，踩上去鞋底打滑。脚下是二十层楼深，风从四面八方吹来。楼顶能看见城郊的麦地，远处两个塔吊，一个转着，一个停着。他扶着安全栏，跟旁边的小工说：这个位置我站过几百回了。 小工戴着棉帽子，鼻尖冻得发红，手里拎着个线坠。小工说孙师傅你真厉害，站得这么高都不怕。他说我怕什么，我都站了四十多年了。他抬手指了指西边，隔着两条路那片旧楼，最外头一栋是他在架子上过的头一个冬天。风把后半句话吹散了。他从兜里摸出一颗糖，剥开纸含在嘴里。 他要下楼，走到楼梯口，冲底下喊了一嗓子，有人下楼，底下的收拾收拾。小工在楼上应了一声。他说他听见应声才接着往下走。 下楼的时候他走的楼梯，一层一层往下走。楼道里没窗，光从每层楼板留的洞口漏下来，越往下越暗。扶手还没装，墙上留着预埋的铁件，踏步上落的灰，脚印一层叠一层。走到十来层，他停下来看了一眼还没砌完的隔墙，跟小工说，这面墙的灰缝得勾匀了，不然往后住户装修要骂。他说灰缝留一公分，勾的时候拿溜子压实，别浮在皮上，下雨往里渗，人家一敲墙就掉渣。小工说孙师傅，您都退休了还管这个。他说管惯了，改不了。他伸手在墙上抹了一把，指头上沾了层白灰，往裤子上蹭了蹭。 出了楼，从料场穿过去。钢管一捆一捆码着，扣件装在铁笼里，他弯腰拎起一个，看了看丝扣。直起腰的时候，他手在膝盖上撑了一下。他说他现在退休了，最怀念的就是在脚手架上搭架子的时候。立杆间距一米五，横杆一步一米八，剪刀撑从底下斜到顶，扣件螺丝要拧到扳手咔一声。那时候他年轻，不怕高，不怕累，干完一天活回家倒头就睡。现在退休了想干也干不了，腿脚不行了。 退休证是提前一个月办的，填表，照相，照片上他还穿着那件蓝工装。退休证发下来那天，他把证压在了抽屉最底下，上头压着他当安全员时用的那个本子。抽屉里还有卷尺、老花镜、几个没用完的扣件螺栓。本子的塑料皮开了口，里头是方格纸，一行一行写着日期、天气、验收的项目。本子里记的最后一条是脚手架验收，日期是退休前那个礼拜。那一条后头签着他的名字，笔尖把纸戳出一个小坑。他说这个本子没舍得扔，扔了，就好像那几十年白干了。 转过年来夏天，天热得早。有小工来家里看过他，带了两个西瓜，说孙师傅教我的那些，现在都用得上。他把西瓜搁在水池边，拿刀切开一个，沙瓤，籽不多。小工说现在在城东干活，绑钢筋，一天下来手套磨破一双。走的时候他把另一个西瓜往车筐里塞，小工推了两下没推掉，骑着车走了。

入秋后，下午五点多，太阳落到村西杨树后面。孙志强吃过饭，推着旧电动车出门。他退休以后偶尔会去工地转转。不是去干活的，是去看的。他骑到镇东工地，把车停在蓝铁皮围挡外面。里面电锯响，钢管碰钢管，风送来新土和水泥灰的味。 他去看的多半是脚手架。搭得直不直，卡扣紧不紧，他隔着老远一看就有数。妻子说你都退休了还看这个，他说看惯了，路过就想看两眼。妻子在院里收衣服，把汗衫抖了抖，说看两眼能看出钱来。他没接话，眼睛盯着立杆。立杆是新的，镀锌管发白，横杆一道一道码到六层高。他看立杆底下垫没垫木板，扫地杆离地多高，剪刀撑是不是从底连到顶。有个卡扣拧得不够紧，他手指头隔着空气比了比。 他看到工地上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的工人大多四十岁以上，现在多了很多年轻人。年轻人戴安全帽的方式都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安全帽是戴正了，现在年轻人有时候把安全帽往后一推，像戴帽子一样。那天下午，几个年轻人蹲在楼底下吃盒饭，安全帽摘下来放脚边，帽里垫着纸巾。一个吃完往头上一扣，帽檐压着眉毛，带子没系，走两步晃一下。另一个帽檐朝后，露出额头，像街上骑摩托的。他想起以前安全帽戴不正，班长过来就是一脚。 他看到一个年轻工人在脚手架上没系安全带，上去提醒了一下。那个年轻工人说他马上就好，不着急。他说马上不行，马上这几分钟你就可能掉下去。年轻工人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。年轻人站在三层外架上，一手扶立杆，一手去够短钢管。安全带挂钩挂在腰后，绳子垂着，没往生命线上挂。孙志强走到架子底下，仰头喊了一声。年轻人低头看他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他指指挂钩，又指指头顶横杆。年轻人把钢管往架子上一搁，嘴里嘟囔了一声，声音拖得长。 他走开了，心里不舒服。他当年跟父亲学手艺的时候，父亲也是这么教他的。父亲说干活别急，先把草绳系好，再干活。他说记住了。他教徒弟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那天回去，他把电动车骑得很慢。路边玉米掰了，剩下茬子。他想起父亲穿洗得发白的蓝褂子，腰上系一根草绳，草绳磨得起毛。每天早上上工前，父亲蹲在窑口前，先把草绳系好，再站起来。后来他带徒弟，也是先让徒弟系安全带，系好了才让上架子。徒弟嫌麻烦，他就站在旁边看着。 他后来又去了一回那个工地，专门找那个年轻工人。他没提上回的事，递了根烟过去，问他家是哪儿的，多大出来的。年轻人说二十了。他说二十岁，这条命是你爹娘的，也是你自己的。年轻人这回没说不耐烦，把安全带系上了。他说他也说不上来这回为什么管用，兴许是那根烟，兴许是人长大了。那天傍晚收工早，年轻人从架子上下来，手里拎着安全帽。孙志强在围挡外等着，从兜里摸出一包烟，抽一根递过去。年轻人接了。他凑过打火机，年轻人低头点着，烟从鼻子里出来。年轻人没说话，把烟叼在嘴里，腾出手把腰后的安全带拉过来，挂钩往生命线上一扣，卡扣响了一声。他伸手扯了扯，扯不动。 回村的路上他想，二十岁的他要是碰上五十岁的自己，肯不肯听话，他也说不好。天暗了，路灯还没亮。他骑着电动车，车灯照出前面一小块白。路边有收工回来的工人，骑着摩托，后座上绑着工具袋。风从背后吹过来，带着水泥灰味。车到村口，他把车把一拐，上了土路，颠了两下。

他妻子比他大两岁，叫桂花。桂花是个农村妇女，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就在家里带儿子、种菜、养鸡。他说他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桂花。 桂花天亮得早。鸡叫头遍，她起来烧灶，锅里添水，灶膛里塞玉米秸。菜园在屋后，两垄白菜，一畦萝卜。她挑水浇菜，扁担压在肩上，水桶磕着井沿。冬天井台结冰，她手上裂口子，用胶布缠着。他回去那几天，看见她蹲在鸡窝前捡蛋。 他说我在工地上住了四十年，一年到头在家里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一百天。桂花在家里一个人带儿子，种菜、养鸡、洗衣服、做饭。儿子小的时候发烧了，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去医院，半夜三更的。 工棚夏天闷，蚊子撞蚊帐。冬天铁皮墙上结白霜，他早起拿毛巾擦。家里的事他多半从电话里听来。小卖部门口那部电话，五毛钱一分钟。孩子发烧那回，她在电话里说已经退了，声音发哑。他问怎么去的医院。她说背着去的，路上拦了辆拖拉机。他握着话筒，听见那边鸡在叫。放下电话，他回去接着绑钢筋。 儿子志强是他唯一的儿子。志强小时候跟着母亲长大，没见过他几面。志强上小学的时候他还在工地上，一年回来一两次。有次志强考试考了第一，拿奖状给他看，他说好，考得好。 那张奖状贴在堂屋墙上，挨着年画。桂花用米汤刷了四角，干了以后纸有点皱。他过年回去，站在墙根看，志强站得远远的，手插在棉袄兜里。他问想要啥。志强说不要啥。他从包里掏出一把工地捡的彩色线坠，铜的，掂了掂，又放回去。 志强初中那年开始叛逆，不爱跟他说话。他说儿子你怎么不跟爸说话。志强说我没话跟你说。他说你爸在外面干活的。志强说干活的跟我有啥关系。 那天在堂屋，灯泡吊在梁上，黄黄的一团。志强扒了两口饭就搁下筷子，回自己屋，门关得重。桂花看了他一眼，又去灶上添火。他把咸鸡蛋壳剥干净，搁到志强碗里。 他沉默了一下说，爸在外面干活是给你挣学费的。你说没关系没关系。 志强没出来吃那个鸡蛋。第二天他走的时候，志强已经上学去了。桂花把包递到门口，包里塞了咸菜和煮鸡蛋。他说别塞了，工地上有饭。桂花说路上吃。他走到村口回头看，桂花还站在门口，围裙没解。 那年过年他没回去，工地赶工期。他托人捎回去一双棉鞋，是给桂花买的，又给志强捎了一支钢笔。志强用没用那支笔，他不知道，也不敢问。桂花在电话里说鞋很好，志强挺好，家里都挺好。他说好就行。挂了电话，他在工棚外头抽了半宿的烟。 买棉鞋是在工地旁边的小市场。塑料棚顶积着雪，化了往下滴水。他蹲在摊前挑，手伸进鞋里摸，要厚实的，底子防滑。钢笔在供销社柜台里，他让售货员拿了一支最便宜的，蓝杆，笔帽有点松。他用报纸包好，跟棉鞋放一起，交给回村的老乡。 高考那年夏天，录取通知书寄到村里。桂花在小卖部打电话给他，他正在楼上砌砖，手机放在灰桶旁边，响了半天才接。桂花说考上了。他问哪个学校。桂花说了名字。他手上有灰，拿手机贴着脸，灰蹭到耳朵上。他说好，好。那天下午他砌墙比平时快。 志强后来考上大学走了，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，娶妻生子。他说志强结婚那天他才跟儿子好好说了一次话。他说志强，爸在外面的这些年没怎么管你，爸对不住你。志强说爸你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 婚礼在城里一家饭店办。他提前一天到，穿了件深蓝夹克。席上他不太说话，别人敬酒他就喝一口。散了以后，志强送他到门口。他站住，想说啥，没说。志强说爸你路上慢点。他说嗯。公交车来了，他上车，坐在最后一排。车开过两个路口，他看见儿子还站在饭店门口。

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感悟就是：规矩不能破。工地上的规矩是血的教训换来的。你不守规矩，今天可能没事，明天可能就没命。 他从架子上下来以后当了几年安全员，才做的工长。当工长那些年，每天早上的头一件事是站在工地门口看人。看谁的安全帽带子没系，谁的鞋带松着，谁的手套破了个洞还戴在手上。他不喊，走过去，把人家的帽带子从下巴底下拉过来扣上，扣完拍一下帽顶。脚手架上的踢脚板他一块一块用脚踢，踢得动的，回头叫人拿钉子钉上。临边的栏杆他用手推，推得晃的，当天就得加。洞口上的盖板他要掀开一条缝，看底下有没有支住。这些事他做了几十年，做到后来不用想，手先动了。哪一条规矩是哪一年添上去的，他心里记着，不常往外说。 巷口那家小馆子，四张桌，塑料凳，酒是散装的白酒，倒在白瓷壶里，一人一个小杯，一杯一口。冬天去得多，门帘一掀，里面一股热气。花生米、拍黄瓜、一盘猪头肉。他退休以后常去，老伙计们的手都是糙的，指节大，端杯子的时候弯不拢。他们坐下来说的都是早年的事，谁在哪座楼上干过，哪道梁是谁吊上去的。他不怎么接话，听着，偶尔拿杯子碰一下。 他退休以后跟老伙计们喝酒，老伙计们说孙师傅你现在干啥。他说我在家带孙子。老伙计说你带孙子也得有规矩。他说对，我带孙子也得教规矩。孙子爬高的时候我得在下面看着，孙子上街的时候我得牵着他的手。 出小区门往右拐是条大路，人行道上的砖有两块是松的，踩上去会翘，下雨天底下存水，一脚下去溅半腿。夏天太阳大，柏油路面发软，鞋底踩上去发黏。他记得住这两块砖在哪儿，走到那儿就把孩子往里边带半步。孩子的手在他掌心里，出汗，滑，他就把手指收一收。牵孩子的手他不用力，但从来不松。 他带孙子有一样，从不让孩子贴着马路走。孙子问爷爷为什么，他指着地上说，你看见那条白线没有。孙子说看见了。他说这是人行道和马路的分界，人要在自己该待的地方。孙子似懂非懂。他说不懂没关系，记住就行，记住了就是规矩。 他说干工程四十五年，最大的感悟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。你从地面开始，一层一层往上盖，每一层都得扎实。哪一层不扎实，上面就不稳。人也是一样，你的规矩不扎实，你走不稳。 他刚上工那几年，砌墙讲究三皮一吊、五皮一靠。一铲灰摊上去，砖放下去，手腕一压一揉，灰从砖缝里挤出来一条，拿瓦刀刮掉，刮下来的灰回到桶里，不甩地上。墙砌到腰高就得挂线，线钉在两头，中间绷直，眼睛顺着线看过去，看砖面出没出线。出了就敲，用瓦刀柄，一下一下，不能急。他砌坏过一面墙，被拆了重砌。拆下来的砖上灰还软着，一块一块码回跳板上。那天他从下午砌到天黑，收工吃饭，手上的灰洗不干净，筷子打滑。 有一年建国带着孩子回来看他们。孙子在地上搭积木，搭歪了就塌，塌了就急。积木是塑料的，红黄蓝绿，有几块缺了角。他把散在地上的收拢，挑出四块长的，在地板上摆成一个井字。他蹲下去帮着搭了个底座，说底下稳了，上头才敢往高里搭。孙子重新搭，这回搭得比他还高。他坐在旁边看着，桂花在厨房做饭，锅铲响成一片。他说那天他心里挺踏实。 桂花把饭端出来喊了一嗓子，孙子跑得比谁都快。他说跑的时候也得看着脚底下，这是他定的规矩，吃饭不许端着碗跑。 桌上是一盘西红柿炒蛋，一碗炖豆腐，一碟咸菜。他给孩子把碗往里挪了挪，筷子搁在碗沿上，一头朝里，一头朝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