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衣四十秋
作者:陈雅芳
这辈子最对的事,就是没放弃。
我妈当护士那会儿,经常上夜班。我小时候醒来,家里没人,就自己热饭吃。后来我自己也学了护理,才明白她那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。
陈雅芳出生在山东一个普通的县城。家里三个孩子,她是老大,下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父亲在农机厂上班,母亲在纺织厂上班,家里虽然不富裕,但父亲一直说:女孩子也得读书。 农机厂在城西,纺织厂在城东,中间隔着一条河。父亲骑一辆二八的自行车,车把上挂饭盒,盒盖磕出好几个坑。他手上有一股洗不净的机油味,指缝里一条黑线,晚上回来先在水龙头底下搓。母亲三班倒,上白班天不亮就走,到家时身上一股棉絮味,头发上沾着细白的绒。三间瓦房,她和妹妹睡里屋,弟弟跟父母睡外屋。烧的是玉米秸,火苗舔着锅底,油烟把灯泡糊成一张黄纸。 她小时候放学,先去纺织厂门口等母亲下班。厂门口一排自行车,她坐在自己家那辆的后座上写作业,写到母亲出来。冬天风大,母亲把围巾解下来,一半给她裹上。弟弟妹妹是她带大的,作业本她检查,打架她拉架。邻居都说她像个小家长。她说老大就是老大,没什么好商量的。 厂门口那排自行车按车间分片停,母亲那辆是深蓝的,后座绑一块旧棉垫。她坐在后座上写字,本子搁在膝盖上,铅笔尖削得长,风一吹纸就翻,她拿手掌压住。厂门上的大喇叭架在铁架子上,下班铃一响,人从门里往外涌。她一眼就能认出母亲,母亲走路快,脚下不带停。妹妹作业写错了,她拿铅笔头在错处点一下,让重写,妹妹哭,她不松口。弟弟在院里跟人扭打,她拽着胳膊往回拉,裤子上蹭一层土。 她念完初中考了护士学校。那时候护士学校和师范学校差不多,都是包分配的,有铁饭碗。村里人说你咋不考师范,当护士就是伺候人的。她说不伺候人我伺候谁,医院里的病人都是人,伺候人有什么丢人的。报名那天父亲推着自行车送她到校门口,一路上没说话,临了说了一句好好念。她父亲话少,这一句顶别人十句。 村里人说这话的时候,正蹲在墙根底下纳鞋底,太阳晒着,麻绳在手里一拉一拉。她提着水桶从旁边过,回了一句,桶底磕在井台上,响了一声。师范她不是没想过,可护士学校的招生简章贴在中学门口的墙上,她站着看了半天,上面写着学制三年、包分配。填志愿那天她趴在桌上,铅笔在纸上顿了顿,才写下护士学校四个字。 她进护校那年十八岁。护校在县里,她周末骑自行车回家,来回二十分钟。学校的宿舍六个人一间,上床下桌,条件跟现在没法比。但她适应得快,她爹教过她,说什么事都不能娇气。夜里熄灯以后她打手电背书,宿管阿姨来查房,她把被子往头上一蒙,接着背。 宿舍的窗朝北,冬天玻璃上结一层霜,她拿指甲刮出一小块透明的,看外面的树。手电筒是铁的,装两节电池,光发黄,照久了筒身发热。她背解剖的口诀,一行一行往下捋,被窝里闷,背上出汗,掀开被子透一口气,再蒙上。宿管阿姨的皮鞋跟敲在走廊的水泥地上,一路响到门口,她屏住气,听见门把手转了半圈,又合上了。 护校学的东西很多。解剖学最让她头疼,一本书厚厚的,各种骨头、神经、血管,名字长得不像中文。她每天背到半夜,背不下来就抄,抄到记住为止。同学说你这有必要吗。她说这玩意你记不住,以后扎针扎哪都不知道。 她抄书用的是实训室剩下的旧病历纸,反面还能写,一沓一沓地抄,抄完拿线订起来。圆珠笔用到最后一点墨,她把笔杆在热水里泡一下,还能再写两行。自习室的灯到十点关,她就坐在楼道的灯底下,本子垫在膝盖上写。 基础护理学她学得很认真。铺床、擦身、灌肠、导尿,每一项她都在实训室里练了好几遍,练到胳膊酸。老师说你这孩子动手能力真好。她说这不是好,是我怕真到了病人面前手抖。老师说你不用怕,练多了就不抖了。 铺床练的是床角,被单折出三角塞进床垫底下,四个角都要绷平,手背划过去不能起褶。她练到指尖发麻,铺不平就掀了重来。导尿和灌肠用的是模型,橡胶的,凉的,她先在自己胳膊上摸血管,指尖按下去,找到那一跳一跳的地方,再抬起来。实训室的水龙头常年滴水,滴在池子里,一声一声。她练到熄灯前才收手,回宿舍的路上两只手发酸,甩一甩。 第三年她们要实习,分到县医院。她分到急诊科。第一天上夜班她特别紧张,穿着新发的护士服在更衣室里转来转去,觉得那白大褂穿着别扭,像是别人家的衣服。 护士服是上个月领的,号码大了半号,她自己在腰里缝了两道线。更衣室的镜子上有一道裂纹,她扣扣子从下往上,扣到第三颗时停了一下。走廊尽头的灯管闪了两下。她把袖口往下拽了拽。 带教的老护士长姓王,五十五岁,干了三十多年护士,说话干脆利落的。王护士长上下打量她一遍,说这丫头眼神稳,能留下来。
她上第一个夜班的时候是冬天,十一点才上岗。那天下午她在宿舍床上躺了两个钟头,没睡实,楼上有人在钉东西,一锤一锤的。出门时天已经黑透了,风从街口拐过来,她把手插进口袋。路灯下有骑自行车的人过去,骑得很快。住院楼的窗户亮了一半,另一半是黑的。 她上岗前在更衣室把白大褂的扣子一颗一颗扣好,头发重新扎紧,塞进帽子里。更衣室的水池边上有人留了一块肥皂,镜子上有水汽,她用袖子擦了一下,看了看自己。值班室的挂钟走得慢悠悠的,暖瓶里的水汽往外冒。她倒了半缸子热水,两只手捧着取暖。墙上贴着一张床位表,圆珠笔写的,字迹有点花。老护士长交接班的时候说没什么事,就是几个普通住院的。王姐拿笔尖点着床位表,一个一个说下去,三床是胃病,夜里可能喊疼,先别急着给止痛药;五床是肺炎,凌晨两点有一针;八床的老太太要起夜,得扶着去,别让她自己下床。她把这些记在口袋里的小本子上,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,她说好的。 刚上了半小时,急诊就来了一个。她和王姐正坐在护士站,暖气片发出细细的响声,走廊尽头有一根灯管在闪。先是听见轮子,从走廊那头过来,越来越近,然后是一股味道,铁锈味混着汽油味。是个中年人,车祸,脸撞变形了,身上全是血。担架布上洇开一大片,血顺着边往下滴,在地上拉出一条线。她被血吓得退了一步,手抖得连手套都戴不上。手套盒在治疗车上,她抽了两只,抽成了一条,一只掉在地上,她弯腰去捡,捡起来的都不成样子。老护士长过来拍了拍她的肩,说你去拿生理盐水和纱布,我来处理。生理盐水在下面第二个柜子里,她头一天就记下了;纱布是十片一包,压在最上面一层。她转身去拿东西,手还在抖,但她把东西拿到了。 老护士长说你看,手抖也能干活。她说王姐我害怕。王姐说害怕正常,谁不害怕,你看见血不害怕?但你要在害怕的时候把活干好,这就是本事。她说我怎么干。王姐说你跟着我做,我做一遍你看一遍,第二次你跟着我一起做,第三次你自己做。王姐拿剪刀把他身上的衣服剪开,一层一层,剪到伤口的地方停一下,用镊子把碎布挑出来,盐水冲上去,棉球一擦,红的就往下淌。她站在旁边看着王姐的手,那只手很稳,手腕上套着一根黑皮筋。王姐说纱布。她递过去。 过了一会儿,王姐让她站在右边递东西。她记住盐水放在哪只手边,镊子朝哪个方向递过去,王姐不用回头,手一伸就接住了。第二次她跟着王姐一起做,王姐压着伤口,她拿棉球擦边上的血。第三次王姐把镊子递给她,她接过来,手还是有点抖,但没有停。 那个病人抢救了三个小时,最后留院观察了。她全程在旁边帮忙,递东西、观察病情,还负责记时间,每一次用药几点几分,她记得清清楚楚,一笔没落。她的本子上写着几点上盐水,几点推药,几点量血压,字是歪的,但没有一处涂改。她数纱布,数到第七块的时候王姐说够了。监护仪上的数字她看不太懂,就把看见的都抄下来。她第一次听见有人在她面前疼得叫出声,那声音是从喉咙里出来的,不成字。她不知道说什么,就按王姐说的做。 三个小时她一直站着,腿酸了,腰也酸了。中间家属在门外拍玻璃,她出去说了一句正在抢救,请家属到外面坐。玻璃门上留下一个手掌印,那个男人往后退了两步,坐到走廊尽头的长椅上,坐下又站起来。说完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她说那是她头一回明白,护士不光管病人,还得管门外那个人。凌晨四点的时候病人稳定了,她才在值班室椅子上坐了下来,一坐下就不想起来,太困了。 她坐着没动,眼睛看着窗外,窗外还是黑的,只有楼顶那里有一点灰。她把记录本从口袋里掏出来,又对了一遍,怕自己写漏了。本子的边角被手汗浸软了,她用指甲把卷起来的一角压平。坐了十来分钟,她才起来把用过的纱布和棉球归到一块,装进黄袋子,扎上口。治疗车上的东西按原来的位置摆回去,盐水瓶盖好,镊子放回方盘。做完这些,她才发现手套里全是汗。 早上八点钟下班的时候她走出医院,天刚亮。门口的路灯还亮着,早点摊子刚支起来,一屉包子在冒白汽。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深吸一口气,觉得鼻子都是消毒水的味道。回家的路上她买了个烧饼夹辣条,站在路边吃,觉得特别香。烧饼是刚出炉的,烫手,辣条的油从纸袋底下渗出来。她那时候还没意识到,以后她要在医院吃不知道多少个这样的烧饼。 很多年以后她还记得那个凌晨。不是记那个病人,是记自己头一回知道,人害怕的时候,也可以把事情做对。她后来跟徒弟说,胆子是吓大的,手是练出来的,两样都得有。
急诊大厅的门朝西,下午的太阳斜进来,把分诊台照得发白。走廊里两排铁椅子,冬天凉,夏天粘。空气里是消毒水味,底下压着汗味、方便面味、酒味。挂号窗口的玻璃上贴着纸,边角卷了。 她在急诊干了十年。急诊是什么地方?就是医院里最吵、最乱、最忙的地方。每天人来人往,吵吵闹闹,有哭的、有骂的、有晕倒的、有打骂家属的。她站在分诊台后面,耳朵里同时灌进几种声音:小孩哭、家属喊、推车轮子响。她得看一眼就知道谁先谁后,圆珠笔在登记本上划得飞快。她说急诊教给她的第一件事就是:你不能有情绪。病人来了你就要处理,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,你都得救他。 不是真的没有情绪,是把它往后放一放,先看病人。手上有事做,她就顾不上别的。她见过同事被家属骂哭,躲在处置室里擦眼睛,擦完了还得出来。 她还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:再忙,跟家属说话不超过三句,也得让人听明白。第一句说病人在哪儿、在做什么,第二句说家属现在去哪儿,第三句说在哪儿等。她说话声音不高,压得过走廊里的吵。家属抓住她袖子问,她一边走一边回头把最后一句说完。人在急诊门口站着的时候心里都是空的,你多说的那一句,能让他少慌一半。 门口的人手里都攥着东西。挂号单、押金条、塑料袋、手机。她看那双手就知道谁慌,攥得越紧的越慌。 急诊里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那种凌晨送来的病人。凌晨的灯还是那些灯,人少了,声音反而更清楚。推车轮子碾过地砖,一下一下。家属的拖鞋在地上蹭来蹭去。 半夜两点来一个,喝多了酒打架的,头上缝了四针。她铺巾、消毒、打麻药,等两分钟。那人躺不住,嘴里骂着。她一只手按着他的额头,一只手拿针,线穿过皮肉的时候有一点滞,她拉得匀。 半夜三点来一个,心脏病发作的,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。她把电极片一片一片贴上去,机器吐出纸来,纸是热的。她喊人,手上已经在做该做的事。 半夜四点来一个,小孩吃了药的,送到洗胃。胃管从鼻孔进去,小孩哭,家属按着胳膊。她兑好温水,数着进去多少,出来多少。桶放在地上,水声很响。 大年初一的夜班最热闹。窗外的鞭炮一阵一阵,碎纸落在窗台上。走廊里飘着饺子味。墙上电视开着,放春晚重播,没人看。急诊走廊里躺着一排喝多的,她挨个过去看,看完了给家属倒热水。热水从暖瓶里倒进纸杯,她端着走,怕洒,手指被杯壁烫着。同事说大过年的真想回家。她说咱们在这儿守着,别人才好在家过年。 她说急诊的夜班是最痛苦的。不是身体累,是心累。白天的事还在脑子里转,晚上又来新的,旧的没地方放。她学会了交班的时候把话说完,说完就不再想。你白天累了一天了,晚上还得顶着,还得保持清醒。值班室有一张窄床,被子叠着,有一股烟味。她定两个闹钟,一个放枕头边,一个放桌上。有一次她连续上了四个夜班,白天在值班室睡了三个小时,起来继续上班。起来先用凉水洗脸,把头发重新扎一遍,白大褂的扣子扣到最上面。有个同事说她脸色好差,她说没事,熬过去了就好了。 她见过太多事了。急诊墙上有一块白板,写着床号和名字,擦了又写,写了又擦。有个老太太在家里摔了,骨折了,送到急诊来的时候还在疼得喊。老太太是平车推进来的,一只手抓着车栏杆。她先看片子,再摸骨头的位置,手上用劲的时候,老太太叫了一声。她帮老太太接好骨头、打上石膏,打完了又蹲下来把老太太的裤腿一点点捋平。石膏刚打上去是热的,她用手掌贴了一下。裤腿在石膏边上卷着,她一圈一圈往下拉,把褶子抹平。老太太抓着她说,姑娘,谢谢你,你比我闺女还亲。她说大娘您别这么说,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家属往她兜里塞钱,她原样退了回去。家属跟到处置室门口,把钱往她白大褂口袋里按。她停下来,把钱抽出来,塞回对方手里,说这个不能收。对方还要推,她已经转身去拿下一个病人的化验单。 还有个年轻人喝了农药,送到来的时候已经意识模糊了。洗胃机在墙角,管子泡在桶里。她把水温兑好,让家属在外面等。年轻人的嘴闭着,她用手指掰开一点,管子一点一点往里送。她给病人洗了胃,输液体,一直守到天亮。输液瓶挂在架子上,一滴一滴往下走。她坐在床边的方凳上,中间起来看了两次监护仪。天亮以后年轻人醒了,抓住她的手说,谢谢你姑娘,我不想活了,但我妈还没走,我不能走。她说你不想活是你自己的事,但你妈还在等你。年轻人说着话,手一直没松。她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,把被角掖了掖。窗外天慢慢亮起来,走廊里开始有推车的声音。 后来那个年轻人出院,专门到科室找她道谢,拎了一袋自家蒸的馒头。馒头用白布口袋装着,还温着,有一股面香和碱味。他站在护士站外面,不知道往哪儿放。她收下了。值钱的东西不能收,这是规矩,馒头是心意。
在急诊待了十年以后,她说她受不了了。不是受不了累,是受不了那种随时紧绷的感觉。急诊里的病人都是急的,你来我往的,没空跟你细说。她喜欢安静一点的地方,喜欢慢一点的地方。 她那时上夜班,听见救护车响就起身,手先摸到听诊器。十年下来,耳朵比闹钟灵。转到内科以后,她规定自己晚上把手机放在客厅,可第一个月还是会在凌晨三点醒,坐在床沿听楼下有没有车声。 转科申请是她在一个下夜班后的早晨写的。值班室的窗户朝西,太阳还没爬上来,桌上摊着前一夜的抢救记录,纸角被咖啡洇出一圈黄。她把申请交到科主任办公室,站在门口,看主任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。窗外有人推着担架车过去,轮子压过地砖,咯噔咯噔。科主任问她想去哪,她说想去内科。科主任说你急诊十年了,转过来从头学,行不行。她说行,我学得快。主任没再说什么,把申请压在玻璃板底下,玻璃板下还压着一张排班表,红笔圈了几个名字。 手续办了半个月。白大褂左胸的口袋拆了又缝,原来急诊科的胸牌取下来,换上内科的。内科楼在住院部后面,走廊比急诊窄,墙裙漆成浅绿色,地上拖得发亮。她第一天报到,在护士站站了十分钟,看人怎么交班。交班的话说得慢,一句一句落在本子上。转过来以后她确实从头学起。内科跟急诊不一样,急诊是抢救,内科是治疗加护理。病人住的时间长,有的住一个月,有的住半年。你跟病人慢慢熟悉了,知道他的脾气、他的习惯、他的喜好。她把内科常见病的护理常规抄在一个袖珍本上,装在白大褂兜里,走路的时候背,打饭排队的时候也背。 袖珍本是从医院小卖部买的,巴掌大,塑料封皮,蓝黑墨水写上去,背面会透出淡淡的字影。她先抄呼吸科,再抄内分泌,再抄神经内科。慢阻肺的病人要低流量吸氧,糖尿病病人打胰岛素要换部位,脑血栓的病人翻身要托住肩膀和胯。字写得小,一行一行挤在格子里。抄到胃出血那页,她在边上画了一个小圈,提醒自己记出入量。食堂排队的时候,前面的人挪一步,她跟着挪一步,嘴里默念呋塞米、氯化钾、氨溴索。轮到她,她随便指了两个菜。后来她自己笑,说那阵子做梦都是药名。 六号房在走廊尽头,朝南,上午十点以前阳光能照到第二张床的床尾。她带的第一个病房是六号房,住了四个病人。房间里有消毒水的气味,混着饭菜味和老人身上的膏药味。窗台上摆着两个搪瓷杯,一个印着劳动模范,一个掉了漆。一个老慢支的大爷,一个糖尿病的老太太,一个胃出血的中年人,一个脑血栓的年轻小伙。每个病人情况不一样,护理也不一样。老慢支的大爷痰多,夜里要起来拍背,拍的时候手掌要空着,从下往上,一下一下,拍到痰咳出来。糖尿病的老太太脚上有鸡眼,剪指甲要平着剪,不能剪到角。胃出血的中年人不能下床,大小便都在床上,她给他垫便盆的时候,他别过脸,耳朵红。脑血栓的年轻小伙右边身子不听使唤,说话也含混,她拿报纸让他念标题,一天念三行。老慢支的大爷每天晚上七点必须看新闻联播,音量要开到刚好盖过走廊的声音;糖尿病的老太太偷偷在枕头底下藏了块桃酥,被她查房的时候发现了。桃酥用油纸包着,碎了一半,枕头底下还有一股甜味。她没批评她,跟她商量好,礼拜三可以吃半块,前提是那天的降糖药一克不能少。老太太后来听话得很,到点自己把药摆好,等她来。 她说带病房的乐趣在于你真正在照顾人。急诊里你跟病人最多见三分钟,病房里你跟病人可以待一年。一年时间你可以把一个人从病床上扶起来,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康复。那种感觉是急诊里给不了的。 她每天七点二十到病房,先开窗,再关窗,怕病人着凉。上午输液,下午发药,中间给老慢支的大爷倒水,给糖尿病的老太太测血糖,给胃出血的中年人记尿量。脑血栓的小伙一开始不肯动,她就站在床边,把他的右手搭在自己胳膊上,让他拽着站起来。第一次站了十秒,第二次站了半分钟。从床沿到窗台是七步,从窗台到门口是十二步。他数着数走,她在旁边数。走到门口那天,他停下来,看了看走廊那头。她没有催,等他自己转身。 脑血栓的年轻小伙出院那天,是自己走着出的院。走到病房门口,他回过身,给她鞠了一躬。她站在护士站门口看着,没说话。她后来跟人说,就那一躬,让她觉得这十年换地方换对了。那天下午,她把六号房的床单换了,把窗台上的搪瓷杯摆正,袖珍本从兜里掏出来,翻到最后一页,写了六号房三个字,又合上。写完,她把本子塞回兜里,去开水房接了一杯热水。
她在病房干了十五年,最后调到了ICU。转科通知是护士长在晨会上念的,念完看了她一眼。她那天下午收拾更衣柜,一个搪瓷缸子,一双手套,半包饼干。病房的走廊她走了十五年,闭着眼都知道哪块地砖翘着边。ICU在另一栋楼三层,进门换两次拖鞋,过两道门禁。走廊里没有窗户,灯是白的,二十四小时不关。ICU是全院最紧张的地方,每个病人都在生死线上。她说ICU跟急诊的区别在于:急诊是突发的,你不知道下一秒出什么事,但你知道病人大概率能救回来。ICU不一样,ICU的病人不一定能救回来。 第一次上ICU的夜班她比当年第一次上急诊夜班更紧张。交班的时候老护士说,四床血压不稳,七床刚拔管,九床术后,十二床昨晚闹了一夜。她拿笔记在纸上,字写得比平时大。夜里一点,四床的监护仪叫了,她过去调了升压药的滴速。两点,七床血氧往下掉,她给吸了痰。天快亮的时候她坐在护士站,后背的衣服湿了一片。ICU的夜班要盯四个病人,四个监护仪同时响,你得在一分钟内判断哪个最紧急。她说头一个月她每次夜班回来都像是在梦里一样,脑子里全是监护仪的声音。那声音有好几种,心率的是短促的嘀嘀,血氧的是低沉的嘟嘟。她回家睡觉,耳朵里还在响,醒了要愣几秒,才能确认自己是在家里的床上。 ICU的家属只能在固定时间探视,隔着玻璃看一眼。她给自己加了一件事:每天探视之前,多花十分钟跟家属说话,把监护仪上那些数字,一句一句翻译成人话。探视是下午三点,家属两点半就等在门口。她把家属领到谈话间,拿一张纸,上面画几个圈,说这个圈是血压,今天比昨天好一点,好在哪里。有家属听不懂,她就说,就是心脏蹦得有力气了。家属听懂了,心就踏实一半。她说机器管病人的命,人得管家属的心。 她记得最深的一个是老大爷,姓张,八十岁,慢阻肺加重进来的。张大爷住六床,靠窗,窗台上一个搪瓷杯,杯里插着吸管。他瘦,颧骨高,说话的时候喉结一上一下。老大爷住了一个月,每天她过去查房,老大爷都笑呵呵的,说小陈啊你又来了。她说张大爷您今天要测血气,我给您采血。老大爷说好,小陈你轻点。她推着治疗车过去,车上放着血气针、碘伏棉签、一个橡皮塞。她让张大爷把手腕翻过来,摸到桡动脉跳动的地方,消毒,针头斜着进去,暗红色的血顺着针管往上走。拔针,干棉签按住,让他自己压着。她把针头扎进橡皮塞,摇了摇,贴好标签。 老大爷走了的那天是晚上十一点。监护仪突然报警,心率掉到了四十。她冲过去一看,呼吸停了。她喊来医生,开始做心肺复苏。按压、人工呼吸、肾上腺素、除颤,抢救了两个小时。凌晨一点,医生说没救了。那天她正在给八床换液体,听见六床的报警声。她跑过去的时候张大爷的嘴唇已经发紫了。她站在床边,两只手交叠着按压,按一下数一下,按到三十下,停下来,捏着皮球给一口气。除颤的时候她让开,看见张大爷的身体从床上弹起来,又落回去。她的胳膊后来酸了两天。 她站在病房外面,隔着玻璃看着病房里的一片白色。护士在里面收拾管子,把监护仪关掉,屏幕暗了。走廊的灯照在她脚上,她没动。一个多小时以后家属到了,老大爷的老伴站在门口,站了很久,然后说了一句,他走的时候疼不疼。 她走过去,说张阿姨,大爷不疼的,走得很安详。其实她不知道,她也不知道,但她不能让这位老人带着这个问题过一辈子。张阿姨点点头,眼泪掉下来了。她扶着张阿姨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,张阿姨的手抓着她的袖口,抓了一会儿,松开了。 过了些日子,张阿姨托人捎来一小包槐花,自家院子里晒的,说闻着这个能想起老头子。她把槐花装在纸袋里,挂在值班室的窗台上,后来槐花干了,她也没扔。槐花是淡黄色的,装在一个旧报纸折的包里,打开的时候有一股甜味。她找了一个装口罩的纸袋,把花倒进去,袋口折了两折。值班室的窗台朝西,下午有太阳就照在那个纸袋上。 她在更衣室哭了十分钟。同事问她怎么了,她说没事。她擦干眼泪,出来继续上班。更衣室里有三排铁皮柜子,她的柜子在最里面。她蹲在地上,背靠着柜门,哭了大概十分钟,又坐了一会儿,等眼睛不红了才站起来,用凉水洗了一把脸。后来她带年轻护士的时候就跟她们说,你可以在更衣室里哭,但只能哭十分钟。哭完了出来,病人还在等你。 很多年以后,她带出去的徒弟也在ICU值班,也遇到了没救回来的病人,半夜给她打电话。电话是凌晨两点打来的,她听见那边有开门关门的声音。徒弟没说话,先哭。她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,等那边哭声小了一点,才开口。她在电话里就说了一句:哭十分钟,出来接着干。
她四十年里带过三十二个实习护士,其中十二个后来留在了医院。每年春天,护理部把实习生领到科室,排成一排站在护士站外面。她拿交班本翻到最后一页,用铅笔写下名字。有的名字后来划掉了,有的名字留在了排班表上。三十二个,她记得住。交班本放在护士站第二格抽屉,钥匙用红绳拴着。她说带徒弟比自己做更累,因为你既要把活干好,又要让徒弟学会。她做操作时嘴不停,手也不停。徒弟看一遍,她再拆开讲一遍。有时候一个病人面前要三个人同时干活——她做一遍,徒弟跟着做一遍,再做一遍给徒弟看。病房里站不下三个人,家属往后退,把床头柜挪开。她侧着身子,手伸到病人胳膊底下,叫徒弟看她食指和中指怎么分开绷皮肤。病人问好了没有,她说快了。针进去,她让徒弟摸一下针柄的角度。 她带徒弟有自己的规矩。哪些地方新手第一年不许上手,她拿笔画出来,白纸黑字贴在护士站;每周五下午提问,答不上来不许下班——饭可以吃,人得到位。那张纸是A4的,蓝圆珠笔,竖着写,胶布贴在电话旁边。她画了红线的地方有动脉采血、深静脉换药、呼吸机报警。周五下午四点半,交班本一合,徒弟站成一排。她问药名、剂量、配伍禁忌,问完了让背。答不上来的去吃饭,吃完回来接着答。有人端着饭盒站在走廊里翻小本子。徒弟们背后叫它陈三条,当面谁也不敢说。她知道徒弟背后叫她什么,装不知道。她说带人跟看病人一个道理,先让他服,再让他怕,最后让他自己长出分寸来。她让人服,是自己先做。她让人怕,是提问的时候不看脸。她让人长分寸,是手放出去,眼睛还盯着。提问的答案她收上来,用红笔在错的地方画圈。错得多的,第二天再问一遍。 有个年轻护士叫小周,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。小周来的那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护士服,袖口长出一截。她跟在小周后面看了一上午,小周端治疗盘的手一直抖。那是个冬天,病房暖气足,病人血管沉。扎针扎了三针没扎进去,病人疼得直咧嘴。第一针没回血,退出来;第二针偏了,鼓了包;第三针病人胳膊一缩,嘴咧到一边。她接过针头,换了个角度,一针进去,血出来了。她手指在病人手背上按了两下,摸到一条血管,针尖进去,血涌进针管。她把针头固定好,胶布贴成三条。她放下针头,对小周说你看我进针的角度,你再来。小周点头,手还在抖。陈雅芳让她去治疗室拿止血带练,绑自己的胳膊,摸血管走向。小周练到手指发麻,回宿舍路上还在自己手背上比划。 小周第一次独立上夜班,她不放心,半夜十二点给科室打了个电话,听值班的说没事,她才躺下。那天她在家里,客厅灯关了,电视开着没声音。她坐在沙发上,织了一半的毛衣放在腿上,针别在线团上。十一点半她起来喝水,看了一眼墙上的钟。十二点差五分,她走到电话旁边。她跟自己说不许惯着她们,手还是先把电话拿起来了。拨号的时候她盯着电话机上的数字,响了三声,值班的接了。她问几床的液体换了吗,监护有没有报警。值班的说没事,小周在写记录。她嗯了一声,挂了电话。听筒放回去的时候,塑料壳磕在电话机上,响了一声。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,才躺下。 小周后来成了科室扎针最准的人。病人点名找她。儿科的小孩血管细,家属在旁边数着,小周一针进去。有人问她怎么练的。她说都是陈老师教得好。陈雅芳在旁边整理治疗盘,头也没抬,她说哪里是我教得好,是你自己练出来的。我教你的只是方法,手准不准在你自己。 还有一个徒弟叫小郑,胆子大,心不细。小郑是男的,个子高,走路带风。他给病人换液体,三查七对漏了床号。陈雅芳没骂他,把护理记录本抱过来,翻到上一周。她罚他把科室一个星期的护理记录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一遍,抄完了再对照自己写的看。他坐在示教室,台灯开着,钢笔灌满墨水。一页一页抄,抄错一个字重来。小郑抄到晚上九点,手腕酸了,甩一甩接着抄。抄完了,她让他把自己写的和抄的摆在一起看。小郑不说话了。小郑后来成了全科病历写得最漂亮的人,字跟印的一样。护士长拿去当范本。 十二个留在医院的徒弟,后来有人当了护士长。每年春天他们聚一次,在院门口的小饭馆,点几个菜。徒弟们聚会都喊她老师。她摆手,她说别叫老师,我就是比你们早干了几年。嘴上这么说,那天回家的路上,她一个人笑了一路。那天下了一点小雨,她没打伞,走到公交站。路灯亮着,地上有水光。
她丈夫是市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,比她大两岁。两个人是同事介绍认识的。那时候科里一个老护士先问的她,说你还单着,想找个什么样的。她刚下夜班,手里还捏着一沓输液单。当时她说我想找医院里的人,好理解我。介绍人说那正好,市医院有个外科医生,单身,要不要见见。老护士又说,这人话不多,人稳,手术台上站得住。她问多高。老护士说见了就知道了。那次见面约在星期天。她倒了两趟公交,提前到了半个钟头。饭店门口有一棵梧桐树,叶子落了一地。 第一次见面是在县里的一个饭店,她穿了一件蓝色的碎花裙子,觉得太正式了。裙子压在箱底,翻出来还有樟脑丸的味。她出门前在传达室的玻璃上照了照,把领子抻了抻。他穿了一件白衬衫,袖口挽着,人挺斯文的。他先到的,坐在靠窗那张桌子,面前摆着两杯茶,茶水上浮着几片碎茶叶。她把包放下,他把菜单推过来,说你来点。她说你点吧。他说那随便点两个。她点了一个炒青菜,他点了一个红烧带鱼。带鱼刺多,他吃得很慢,拿筷子的手很稳。两个人吃了顿饭,聊了聊天,没说几句话。他问她急诊忙不忙。她说还行。他问她上夜班怕不怕。她说习惯了。回去以后她心想,这人还行吧,就是话不多。 第二次见面,他送她到单位门口,说了一句你们急诊是真辛苦。那天她刚下夜班,头发没来得及梳,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一支圆珠笔,笔帽裂了。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,司机在擦车灯。她站在门口愣了一下。她想,这人话是不多,但他看得见人。他推着自行车,车把上挂着一个塑料袋,里面是几个苹果。他把苹果递过来,说夜班吃。她没接,说不用。他就挂在门口的铁栏杆上,说那我走了。她看着他骑上车,拐过街角。她站了一会儿,把苹果拿下来,拎进护士站,洗了洗,放在搪瓷盘里。交班的时候,几个值夜班的同事一人拿了一个。 结婚以后两个人的生活就是医院——医院——家——医院。她上夜班,他上手术,经常大半天见不着面。两张排班表就贴在冰箱上,谁这个月夜班少,谁负责接孩子。排班表是用圆珠笔画的,红笔圈夜班,蓝笔圈手术日,冰箱门上还吸着两个磁铁,一个压着孩子的疫苗本,一个压着水电费单子。排班表的边角卷起来,她用透明胶布粘过两回。有时候她下夜班回来,他刚走,锅里的粥还是温的,桌上留着一张纸条,写着孩子四点半放学。结婚纪念日两个人经常都想不起来,谁先想起来谁做饭。有一年他想起来了,买了一斤排骨,炖在锅里,等她回来。她进门闻见味,问今天什么日子。他说你猜。她想了半天,说是不是你发奖金了。他拿筷子敲了敲锅沿,没说话。 他下了手术,回家再晚,锅里都有她留的饭。饭盛在搪瓷缸里,上面盖一个盘子,放在蒸锅里温着。她算着他下台的时间,先把火关小,听见门响再掀锅盖。她说不用留,他又吃不上几口热的。他说你这人就是嘴硬。他洗手要洗很久,指甲缝里都是肥皂沫,洗完了才坐下来吃。有时候吃着吃着就靠着椅背睡着了,筷子还捏在手里。她把他手里的筷子抽出来,他就醒一下,说我没睡。很多年以后女儿说起这事,说那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情话。 孩子小的时候她顾不上管,都是婆婆带的。婆婆住在城西,每天早上坐三站公交过来,手里拎着菜,怀里抱着孩子。菜篮子里有青菜、豆腐,有时候还有一小把香葱。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亏欠就是对孩子。女儿小时候有回发高烧,赶上她上夜班,是婆婆抱着去的医院。那天夜里下着雨,婆婆给孩子裹了一条小毯子,自己披着雨衣,裤脚湿到膝盖。她下了班赶过去,孩子已经输上液了,睡着了。针头扎在脚背上,用纸盒固定着,纸盒上画了一只小猫。她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,没进去。她怕孩子一睁眼看见她红着的眼圈。婆婆从里面出来,说你进去看看。她说不了,我在这儿站会儿。婆婆看了她一眼,没再说话,转身去水房洗奶瓶。 女儿现在三十多岁了,在医院做行政工作。她每天对着电脑排班、整理病历、盖章,白大褂不穿,但口袋里也插着一支笔。女儿说她妈一辈子都在医院,她自己也得跟医院打交道,好像逃不掉。女儿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盖章,章子蘸了印泥,一下一下按在纸上。她说医院这地方就是这样,你进去了就很难出来。
她退休那年六十二岁。退休的手续是三月里办的,表格推到面前,她在末尾签了字。窗外一棵玉兰正在开,白花贴在玻璃上。 退休那天科室的人给她办了个欢送会。欢送会在中午,护士站外面拼了两张长桌,铺了台布,摆着瓜子、橘子、两瓶汽水,投影仪关着,幕布卷了上去。 小姑娘们给她买了一束百合花,说陈老师您名字里有个芳字,百合花配您。花用白纸裹着,扎了一根麻绳。她接过花,抱在怀里,看着护士站里的人,一个一个都看着她。她低头闻了一下,花骨朵有三朵没开。 蛋糕上写的字是「陈雅芳老师光荣退休」。蛋糕是八寸的,字用红果酱挤的,光荣两个字占了小半个面。她嫌光荣两个字太大,非要拿手指头去刮,没刮成,奶油沾了一指头,大家笑成一团。她抿了一下指头,说甜的。有人递纸巾,她没接。 她说你们别这样,我走了你们好好干。有个小姑娘眼圈红了,低头翻手机。她腾出一只手,拍了一下那女孩的胳膊,说哭什么,我又不是去很远。科室主任说陈姐您退休了就是享福了。她说享什么福,我要是闲下来就闲得慌,恨不得回医院上班。主任说闲了就回来坐坐。她说坐坐行,别让我看见你们扎不上针。 最后一个班她照常交班,一个床一个床地念,声音跟平常一样,几点几分,用了什么药,一句没落下。那天是白班交夜班,四点钟。交班本摊在台面上,台灯的光圈只照到本子那一块。她右手食指按着纸面,一行一行往下走。走廊尽头有人推治疗车,轮子压过地面的接缝,咯噔一下。念到六床,她把笔从耳朵上取下来,在本子上补了两个数字。念到十四床,她抬头看了一眼病房门上的玻璃。声音没有高,也没有低。 念完了她说,没了。年轻护士们站在那儿不动。她把交班本往前推了推,笔搁在本子边上,笔帽朝里。护士站的呼叫铃响了一声,是二十床的。没有人动。 她说都去忙吧,中午的药别忘了。有人笑了一声,说都下午了。她说哦,那就晚上的药,别忘了。 有人提议让她再讲两句。提的是那个眼圈红的小姑娘。她摆摆手,站起来,最后巡了一遍病房。走廊的顶灯已经亮了,白里带一点黄。她走得比平时慢,经过治疗室往里看了一眼,治疗台上摆着配好的液体。经过十二床,电视里在放天气预报,声音开得很小。 十七床的老太太拉着她的手问,陈老师,你走了,谁给我量血压。十七床靠窗,窗帘拉了一半。老太太手背上有留置针,贴着一层膜。她拉的是陈雅芳的右手,刚沾过奶油的那只。她说换个年轻的,比你孙女还细心。老太太问,年轻的,手凉不凉。她说手凉才准,我手热。老太太笑了。老太太没松手,她又站了一会儿才走。她把左手覆在老太太的手上,隔着膜不敢用力。窗帘外面的天从灰变成了蓝。床头柜上摆着一个搪瓷缸,缸里泡着假牙。 她走的时候把白大褂叠好放进了柜子里,柜门上的名牌她擦了擦,没摘下来。更衣室的灯是声控的,她走进去才亮。柜子是铁皮的,编号十六。她把两只袖子往里折,再从下摆往上折三折,叠成一方块。名牌是插卡的,塑料壳子,里面一张白纸,蓝墨水写着陈雅芳。她用袖口把灰擦了擦。她说下次有人用这个柜子的时候,看到我的名字,就知道我曾经在这里站了四十年。她把柜门关上,又拉开,把插卡往里按了按,按到底。柜子里她留了一支没用完的圆珠笔,还有半本交班记录,字还是那么工整。圆珠笔是蓝色的,笔帽有点松。记录写到第四十六页,最后一行的日期是当天。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,她回头看了一眼住院楼。自动门在她身后合上。她手里拎着一个纸袋,装着百合、一块扣着纸碟的蛋糕,还有科室给的一个保温杯,杯身上印着医院的名字。天黑了,门诊楼只剩一层窗口亮着。住院楼的灯一格一格亮着,她数到五层。有一扇窗开着,白窗帘往外鼓了一下。她进这个门的时候二十二岁,出来的时候六十二。门没变,人变了。
陈雅芳老师光荣退休
退休后她每天早上六点准时醒,比闹钟还准。床头柜上那个闹钟是上班时候用的,黑色塑料壳,指针走到六点差五分的时候会发出一声轻响,她在那声轻响之前就睁了眼。窗帘没拉严,缝里透进来一道灰白的光,落在衣柜门上。她躺着不动,先动手指,在被面上敲两下,又敲两下。她一开始睡不着,就躺着看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纹,从灯座往窗台那边去,她数过,数到第三遍天就大亮了。后来她在阳台上种花,种兰花、茉莉、栀子花。阳台朝南,上午十点以前有太阳。她搬个小板凳坐着,手指伸进土里,试干湿。她在旧本子上记,兰花不能多浇,茉莉要晒,栀子花喜欢酸,本子是以前记病人出入量的那种。浇水的时候她说这些花比病人好多了,病人你天天盯着它也可能走,花你不理它它也长得挺好。水从盆底渗出来,滴在瓷砖上,她拿抹布擦掉。她起床以后先烧一壶水,水开了灌进暖瓶,暖瓶是红塑料壳的,塞子有点松,得用手按一下。阳台的窗户开一条缝,风进来,兰花的叶子动一动。 她有时候会梦到夜班。梦里监护仪在响,那声音短,一下一下,像有人在隔壁敲墙。走廊的灯是白的,照得地面发亮。她在走廊里跑,跑了半天没跑到病房门口。脚底下像踩着棉花,怎么也快不了。醒来以后她躺在床上,听窗外的鸟叫。鸟叫从楼下那棵玉兰树上来的,一声长,一声短,有时候三只一起叫。鸟叫声跟监护仪的声音比,好听多了。她翻个身,看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,五点四十。她把手从被子里拿出来,手心是攥着的,被角抓出了一道褶。她不起,等鸟叫完一阵。楼下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,车链子响,还有卖豆浆的喇叭声,远一声近一声。 有一天她去医院看一个老同事,坐的公交车。车上人多,她站着,一只手扶栏杆,一只手拎着塑料袋,袋里装着两斤橘子。医院门口那排银杏树叶子黄了一半,落在地上,被人踩碎了。老同事在内分泌科的病房,她找了两圈才找到。路过护士站,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合照,是科室的合影。照片有点褪色,边角卷起来,用透明胶粘在墙上。照片里有她年轻时候的样子,穿着白大褂,站在最边上。她说那时候脸还没皱纹,头发也黑。旁边的小护士说陈老师您现在也挺年轻的。小护士是去年才来的,胸牌上写着名字,她不认得。她笑了一下,没接话。 她让小护士帮着把照片翻拍下来,存进手机里。小护士举着她的手机,往后退一步,又往前一步,说这样行不行。她说行。孙女教她怎么放大。孙女放学回来,书包往沙发上一扔,趴在她旁边,两根手指在屏幕上往外一撑,照片里的人就大了。那天晚上她一张一张放大了看,看了一个多钟头,谁也不许打扰。老伴端了一杯水进来,放在床头柜上,她摆摆手,老伴就出去了,顺手带上了门。她把照片放大到最边上那个人,白大褂,头发扎得紧,眼睛往镜头这边看。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,她把手机拿远一点,又拿近一点。 社区后来请她去讲急救课,教大爷大妈海姆立克,讲吃东西噎住了怎么办。居委会把活动室的椅子摆成三排,前面放一块白板,白板笔有两支没水了,她试了试,换了一支。她提前半小时到,把要讲的东西在一张纸上默了一遍,字写得大。讲课前她把以前科室的培训手册翻出来,对着看了一遍,海姆立克的手势,按压的位置,她用手指在桌子上比了比。她站在前面,一开口,那个节奏就回来了,该停的地方停,该重的地方重。她叫了一个大爷上来,让他站直,自己绕到他背后,两只手从他腋下穿过去,右手握拳,拳眼对着他肚脐上面一点,往里往上顶。大爷说哎哟哎哟。底下人笑。她说就是这样,别怕使劲。讲完海姆立克,她又讲了烫伤,冲、脱、泡、盖、送,一边说一边比划。底下人说老师讲得好。有人问下次还来不来。她回家跟老伴说,今天这堂课,不比上班的时候轻松。老伴说你这不是挺好吗。她想了想,说是,挺好的。晚饭她多吃了半碗,碗里的米粒一颗一颗吃干净。 有人问她,这辈子当护士,后悔过吗。问话的是那天听课的一个大妈,课散了以后没走,帮她收椅子。她说后悔什么,人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干四十年,还干明白了一点,就不亏。她顿了顿,又说,就是亏欠家里人。大妈还想说什么,她已经把椅子摞好了。说完她起身去阳台浇水去了。她走到阳台,拿起水壶,壶嘴对着茉莉的根,慢慢浇。水渗下去,土的颜色变深。茉莉开了两朵,白的,像她当年戴过的护士帽。
退休那天,科室的小姑娘们给她送了一束百合。她把花插在窗台上,阳光照过来,白大褂上沾了四十年消毒水的味道,终于可以洗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