粉笔灰里的三十年

李秀兰出生在县城郊外一个普通的农家。家里兄妹五个，她排老三。院子是土墙围的，墙根下码着一排秫秸，鸡蹲在墙头上。母亲天不亮就起来烧灶，锅盖一掀，白气把窗纸顶得鼓起来。她放学回来先把书包挂在门后的铁钉上，再去灶前添一把柴，然后搬个小板凳坐到门槛上写作业。 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，母亲在家种地、做饭、带娃。父亲有一只算盘，木框磨得发亮，珠子是枣木的。晚上他在堂屋点一盏煤油灯，把工分本摊在膝盖上，一页一页地拨算盘，拨完一遍再拨一遍，对不上就不睡。她的本子就放在桌角，父亲不看她写了什么，只偶尔伸手把灯芯往上挑一点，说灯亮些，字写端正。 小时候家里穷，但她成绩好，父亲坚持让她读书。衣裳是哥哥穿小了的，袖口接了半截，鞋是母亲纳的，鞋底厚，走起路来不出声。她的本子正面写完写反面，铅笔头短得捏不住了，就套一节竹管接着写。她七岁那年报名上学，是母亲领着她去的，老师问名字，母亲说了，老师拿笔在本子上记下来。 她说村里同龄的女孩大都在十五六岁就嫁人了，能读书读到初中已经是难得的了。 她念的是县城中学，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四十分钟。那辆车是家里唯一的一辆，二八杠，车座高，她坐上去脚尖够不着地，在门前的榆树下练了两天。车链子没有罩，裤脚常蹭上油，母亲扯了一根布条，让她把右边的裤脚扎起来。 冬天的时候，手冻得握不住车把，她把手塞进袖子里骑，歪歪扭扭的差点摔过好几次。有一回摔在路边的沟里，车把摔歪了，她自己扶起来，把车把抵在膝盖上扳正，骑上去接着走，到学校手心蹭破了皮，用唾沫抹了抹。 夏天中午回家吃饭，太阳毒，路两边的麦子烤得金黄发亮，她觉得那金黄的麦子地跟她手里的铅笔差不多颜色。麦芒扎在胳膊上，起一道道红印。她骑到半路下来，把车推到树荫里站一会儿，看麦子被风吹得一层一层倒下去，又立起来。雨天路上全是泥，车轮子陷进去推不动，她把车扛在肩上走一段，到校门口再放下，裤腿上溅满了泥点。 学校里她最盼的是发新课本那天。开学第二天上午，老师抱着一摞书进教室，教室里先是静，接着有人往前探身子。书从第一排往后传，传到手里还带着一点压过的凉。她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才去接。 新书有油墨味，她用牛皮纸把书皮包了，边角压得整整齐齐，一学期下来书角都不卷。牛皮纸是父亲从队部拿回来的，是拆开的水泥袋子，她把里层的灰扫干净，剪成两片，先折四角，再把边往里掖，最后用米汤糊粘住，压在炕席底下过一夜，第二天拿出来，又平又硬。她在书皮上写自己的名字，只写三个字，写得比作业本上还慢。 父亲翻她的书包，不看分数，先看书包里干净不干净。他说书要敬着，敬书的孩子差不了。书包是母亲用旧布拼的，里面除了书，还有半块橡皮、一截铅笔和一个装白开水的瓶子。她的卷子折成四折夹在书里，父亲把书一本一本拿出来看，看完了按大小摞回去，再放回书包。 中考那年她考上了师范。成绩是学校的老师捎到村里的，她在院里晾被子，听见老师在门口喊她的名字，母亲放下笤帚迎出去。 家里人说师范好，有饭吃，有工作。她说师范有什么好的，我想考高中。父亲说高中读完又怎样，师范读完就是教师，一辈子有保障。那天晚上她在灶前烧火，往灶膛里塞玉米秸，火苗从秸子底下钻出来。姐姐说师范有饭票，哥哥说高中三年还得花钱。父亲坐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锅在鞋底上磕了两下。 她想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听了父亲的话，去了师范。 师范的宿舍八个人一间，晚上熄灯以后她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笔记。值班老师的手电光从窗户外扫过去，等光走了，她才把头从被子里探出来换一口气，再缩回去接着看。同屋的说她用功，她说不是用功，是怕。怕站上讲台没话说，底下三十多双眼睛看着你。她把笔记抄了两遍，一遍在课上，一遍在自习后，抄完对着窗玻璃念，声音压得很低，看自己两只手往哪儿放。 师范三年，她学的是小学语文教育。班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，姓陈，教语文的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但每一句话都有分量。陈老师上课不带教案本，手里只有一支红笔。有一回让她上台试讲，她讲了五分钟就把准备好的话讲完了，站在讲台上，手心里全是汗。陈老师没说别的，把红笔搁在她的讲义上，说慢一点，话要一句一句落下去。她下来以后，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的封底上。 陈老师说我们当老师的，教的是人，不是书。书谁都能教，教人是另一回事。她当时不懂，后来教书才知道陈老师说的什么。 那间教室她后来一站就是三十年。讲台是水泥砌的，边角磕破过她的袖子，她拿布条缝了缝，接着用。粉笔盒是铁皮的，里面的粉笔长短不齐，短的那一截捏在指头里，写完一节课，指头上落一层白灰。她的袖子是灰的，破口在左胳膊肘外侧，缝的时候找的是深灰的线，针脚一针长一针短。 她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镇上一个小学。分配通知是一张纸，上面盖着红章。她收拾行李，一床被褥，一只木箱，一个脸盆。母亲往箱子里塞了一包炒花生，父亲把算盘收进抽屉，说去吧。她搭拖拉机到镇上，车斗里还搁着两袋化肥。 那是个很老的小学，校舍是五十年代盖的，砖房，屋顶漏雨。墙皮一块一块地掉，露出里面的砖。黑板是木板的，用久了发灰，得拿湿布擦一遍才写得清字。教室没有电风扇，夏天热得像蒸笼。下雨的时候屋顶往下滴水，学生在桌子腿边摆脸盆接，滴答滴答的，她讲课得把声音提起来。 她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，二十八个孩子齐刷刷地站起来，齐声喊「老师好」。她脸一下子红了，说「好，请坐」。讲台上放着一截粉笔，一根篾片削的教鞭。她把教案本放在讲台边上，手指按着纸边，按出两道印子。

老师好

报到那天她领到一本教案本，绿格子纸，牛皮纸封皮，封皮上印着备课本三个红字。宿舍是一间半的土坯房，没有桌子，她把木箱挪到床边，煤油灯搁在箱角。她从压箱底翻出一张拼音表，对着字典一个一个核，鼻音和边音的地方拿不准，翻回来又看了两遍。第一课的教案写到后半夜，合上本子，隔了一会儿又翻开，在领读三遍后面添了一句，看孩子的嘴。灯芯烧短了，她拿剪子剪掉一截，火苗晃了一下，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。 头一个月的课她几乎每一天都在紧张中度过。备课到深夜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改了一遍教案，到了课堂上又发现跟教案不一样。 那段日子她每天晚上睡不到几个钟头。改教案用的是一支蘸水笔，笔尖劈过一次，写竖钩的时候会洇出一小团墨。她拿废纸把墨吸掉，重写。字写小了，格子装不下，她就在行与行之间挤着写。写累了，她对着窗玻璃练口型，玻璃上映出一张脸，她看自己张嘴的样子，觉得生硬，就再张一点。 第一堂课排在早上第二节。铃是铁钟敲的，一下，一下，声音从土墙那边荡过来。她比铃早一步进教室，把粉笔盒放在讲桌上。盒里三根白粉笔，两根整的，一根断过又接上的。黑板是木板刷的墨，用得久了，中间一块发白。她拿黑板擦从上到下抹了一道，粉笔灰落在袖口上。上课前她把教案上的顺序默念了一遍，念到最后一句，前面的又忘了，只好拿手指头在裤子上一点一点地数，数到第四点，铃响了。 她的第一堂课是教拼音，她写了「a o e」三个字母在黑板上，让孩子们跟着读。 写“a”的时候，她先画了个半圆，再拉下来一竖，竖拉得太长，粉笔尖在木板上打了个滑，她用黑板擦擦掉，重新写。写到“o”的时候手腕转了一圈，收笔，退开半步看了看，觉得不够圆，也就那样了。“e”写得快，一横折下来，尾巴拖出一小段。 她读了一遍，孩子们跟着读了一遍。 底下的声音有高有低，前两排读得齐，后头几个把“o”拖得老长，拖到后面就散了。有个孩子把“e”念成了“鹅”。她站在讲台上一个一个看过去，看谁的嘴没有张开。窗纸上结了霜，靠窗的孩子把手指头含在嘴里哈气。 然后她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，站在那里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接下来要教什么。 她的手在裤缝上蹭了一下。教案本摊在讲桌上，压在一摞作业本底下，她翻了两页，翻过了地方，又翻回来。教室里静下来，有孩子拿铅笔头敲桌子，敲了两下就停住。窗外操场上有人推独轮车，木轴吱呀吱呀的。她这才想起来下面该讲声调。 教室的窗户关不严，冬天漏风，她上课的时候让孩子们轮着坐靠窗的位子，谁坐久了脚凉，就换到中间来。 窗是木格子窗，缺了一块玻璃，用报纸糊着，报纸外面又蒙了一层塑料布。风一吹，塑料布鼓起来又瘪下去，扑扑地响。她让靠窗那一排把凳子往中间挪半尺，头一节课挪两个，下一节课再换两个。有个孩子穿的是单鞋，鞋面薄，脚后跟露在外头，她就把那孩子叫到讲台边上坐，讲台靠近炉子，暖和一些。 那天她下班回到宿舍，把上课的经过在本子上从头记了一遍，哪里卡了壳，哪里孩子们笑了，都记下来。这个本子她记了几年，后来搬家弄丢了，她还念叨了好一阵。 放学以后她先在教室里坐了一会儿。孩子们走光了，地上剩着几个纸团和一段粉笔头，她把纸团捡起来，粉笔头也捡起来放回盒里。回到宿舍，她先把炉子生上，水壶坐在炉口，水开了，她没顾上倒，先把本子摊在膝盖上写。写的是当天那节课：写到中间卡住的地方，她画了个小圈；写到后头几个孩子把韵母读岔了，她在旁边写明天再领两遍。字是蓝墨水，写在教案本的背面。 过了几天，讲到字母表第三行的时候，有个孩子举手问她，老师这个「a」怎么念啊，我念不来。她走过去问你怎么念的。孩子说他念不出来。那孩子坐在最后一排靠墙，个子不高，棉袄袖口磨得发亮，手背上有一块冻疮，红里泛紫。他站起来的时候，把凳子腿在土地上划出一道印。她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说，你跟老师念，口张大一点，再来。孩子跟着念了，还是不对。她急了，又试了一次，还是不对。她站起来，在教室里走了两步，然后回来蹲下说，老师跟你打个比方，你看医生给你看喉咙的时候让你发「啊」，这个「啊」的发音就是这个「a」，只是嘴巴闭一点。孩子眨了眨眼，跟着念了，对了。 下了课她把那个孩子叫住，问他记住了没有。孩子说记住了，老师，啊——。周围的孩子都笑，他也跟着笑。她说不笑他，每个孩子都有那么一道坎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 那孩子后来在院子里碰见她，隔着两步远，张嘴就发了一个“a”，又短又哑，自己先笑了。 下一节语文课讲声母。她在黑板上写“b”，孩子们读成“波”，写“p”，孩子们也读成“波”。她让孩子们把手掌立到嘴前面，读“p”的时候掌心要感觉到气。有几个孩子把手举得老高，还是分不出来。她站在讲台上，等教室里的动静一点点落下去。她长出一口气，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才继续讲课。下课以后同事说你这个比喻不错，我怎么没想到。她说我就是瞎说的，没想到管用。 同事说这话的时候正往炉子里添煤，铁钩子碰到炉门上，叮一声。办公室在教室西头，几张木桌并在一起，她的搪瓷缸搁在炉子边上，缸口上凝了一圈水汽。她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水已经凉了。 那个学期她把教案本写满了大半本。后来写教案，她不再把每一句话都写死，页边留出一条空白，铅笔写上停一停、再问一遍。 后来她才慢慢明白，备课备的是课文，上课上的是孩子。课文是死的，孩子是活的，活的东西不能全按死的来。

a o e

她带的第一个班有二十八个孩子，教室的窗户朝西，下午的太阳斜进来，落在最后一排的桌角上。小明的座位在窗户底下。别的孩子写字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看着窗外，看操场边那棵杨树上的麻雀，看风把杨树叶子翻过来又翻过去。他的作业本翻开在桌上，一页纸只写了三行，橡皮在手里搓成了一个小圆球。她走过去，他不躲，也不看她，眼睛还停在窗外。下了课她翻他的本子，封面上名字写了一半，明字的最后一横拖到了纸边上。她带的第一个班里有户人家她印象很深。孩子叫小明，上课总走神，作业也不写。她把他叫到办公室问，小明你上课怎么老是不听讲。小明低着头不说话。她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。小明还是不说话。 办公室是两间土房改的，墙角堆着旧课本，窗台上一个墨水瓶，瓶盖上一层灰。她给他倒一搪瓷缸温水，放在桌沿。小明站在办公桌角上，两只脚来回蹭地上的砖缝，袖口短了一截，露出的手腕上有一道结痂的口子。她问了两回，他把头低得更低。她换了话问，中午谁给你做的饭。他的嘴动了一下，又合上了。她不再问，把本子推到他面前，说作业今天补上，明天带来。他伸手拿本子的时候，指头上还带着泥。她看着他出了办公室，走过操场，走到校门口那棵杨树下，站了一会儿才出去。 那天晚上她批作业，批到小明的本子，三行字里有两个字是反的。她把本子合上，又打开，翻到开学时登记的那一页，把小明家的地址抄在班务本上。她在地址旁边画了一个圈。她决定家访。 去小明家要穿过一片菜地，那天刚下过雨，她的布鞋上沾了一路泥。菜地里的白菜叶子压着水，豆角架上挂着水珠，走过去的时候裤脚湿了一小截。地头有一条窄埂，泥软，踩一脚往下陷半寸，她一手提着裙边，一手扶着豆角架的竹竿。走到院子门口，鸡先叫起来了，小明从屋里探出头看见她，转身就要往屋后跑，被他母亲喊住了。 母亲从灶屋里出来，手上沾着柴灰，在围裙上蹭了两下。她说她是小明的老师，来看看。母亲往门里让她，说屋里乱，又说小明这孩子就是笨，我教了他半天他还是学不会。院子当中有个石槽，槽边卧着一只老公鸡，几只母鸡在地上刨食，刨出一条蚯蚓。墙根靠着一把豁了口的锄头。 她走进屋里，看到小明蹲在墙角在玩泥巴。屋里又暗又潮，墙皮剥落了一大片，一张八仙桌上堆满了碗。碗是早上和中午的，有的碗底还粘着米粒，筷子横一根竖一根搁在桌上。墙角的地是土地，洇出一片水印。小明手里那团泥已经捏出个形，像只鸡，翅膀是用指甲划出来的。她把小明拉起来，说你母亲说你想去玩泥巴不想写作业是不是。小明点了点头。 她没批评他，坐下来跟小明说，老师说泥巴挺好玩的，老师小时候也喜欢玩泥巴。小明抬头看了她一眼，说老师你也玩过。她说当然，老师比你还小泥巴呢。小明笑了，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笑。 她把那团泥拿在手里看了看，问他，这是公鸡还是母鸡。小明说公鸡，会叫的那种。她说是，尾巴再捏高一点就更像了。她把泥放回他手里，说捏完了放在窗台上晾着，别揣兜里，揣兜里一压就扁了。小明嗯了一声，把泥团托在两只手上。母亲端了一碗水进来，放在桌子角上，站着没坐。 她说小明啊，你知道老师为什么当老师吗。小明摇头。她说因为老师觉得教孩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你想想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懂，等你学多了，你就会很多很多事，比玩泥巴有意思多了。小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她拿过他的本子，翻到空白的一页，把铅笔塞在他手里，让他写自己的名字。他写得很慢，一笔一顿，写完了抬头看她。她指了指明字，说这一横要写在格子里。他又写了一遍。 天擦黑的时候她起身。她走的时候母亲把她拉到门口，说李老师，谢谢你来看看。我家穷，小明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她拍了拍母亲的手说，穷不是不读书的理由，小明很聪明，他上课走神不是笨，是心里有事。你要多跟他聊聊。母亲的手背粗，掌心里有硬茧。她说完，母亲没有马上答话，回头看了一眼屋里。小明还站在桌子边，手里捏着铅笔。 她走出院门，鸡已经上了架，院子里静下来，只听见灶屋里水开的响。回来的路上菜地更黑了，她照着来的路走，鞋上的泥比来时厚。 补课就在办公室里进行，冬天办公室冷，她给小明倒一杯热水，让他捧在手里暖着。孩子捧着杯子，慢慢话也多了，说他家的鸡下蛋了，说想去看镇上放电影。她说好，等你这次测验过了，老师给你带一本连环画来。杯子上冒的热气熏着他的下巴，他的手指轮流换着地方贴在杯壁上。她一边批作业一边听他讲，他讲到母鸡孵蛋讲到一半停了，她就问，孵出几只。他掰着指头数，数到七又数回去。 她回去以后给小明单独补课，每周两次放学后留下来一个小时。教室里别的孩子都走了，值日生扫完地，把凳子翻到桌子上，她就和小明坐在第一排的桌边。她先让他读课文，读不顺的地方停下来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拼。再让他写生字，一个字写一行，写完她圈出好的。天黑下来就开灯，灯泡挂在梁上，光黄黄的，把他的影子投到黑板上。小明慢慢跟上了，成绩从班里的倒数升到了中游。她说其实孩子都不笨，笨的是方法。你找到那个方法，孩子就能学进去。

李秀兰从一九八八年开始教书，到二零一八年退休，整整三十年。一九八八年秋天，她到镇小报到，教室是三间砖房，窗户上钉着塑料布，风一吹就鼓起来。有人递给她一根粉笔、一本语文书、一张课表。粉笔是白的，捏在指头上，留下一个干印子。她把课表贴在办公桌前的墙上，桌子是旧木板拼的，抽屉关不严，一拉就嘎吱响。她第一次拿粉笔写板书，手腕僵，字写得斜，擦了重写，写了三遍，粉笔断了两截。三十年间她教过四百多个学生，有聪明的、有调皮的、有乖巧的、有孤僻的。每个学生她都记得，有些记一辈子。她每天早上六点到校，先开教室门，再提一桶水，把黑板擦一遍。黑板擦拍在铁皮簸箕上，粉笔灰腾起来，落在她的袖口、头发上。冬天她生炉子，用玉米芯引火，烟从炉盖缝里钻出来，呛得她咳几声。学生进门时，炉子刚红。 她带过一个叫小红的女孩，从小父母离异，跟着奶奶生活。小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红棉袄，袖口短了一截，手缩在里面。课间别的孩子跳皮筋，她坐在台阶上，用树枝在地上画圈。小红的奶奶来过学校，送一篮青菜，她收下，让小红带回去一半。小红不跟任何人说话，上课也不举手。有一次她发现小红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：「如果我是谁家的孩子就好了。」那天下午放学，值日生扫地，从桌洞里带出一本本子，掉在她脚边。她捡起来，封面上贴着一朵干了的野花，纸页卷着角。她翻到那一页，看完以后鼻子一酸，把小红叫到办公室。 小红看到她就哭了。眼泪把脸上的灰冲出两道印子。李秀兰伸手要给小红擦，小红往后缩了一下。她说老师你看到了我的日记。她说不打紧，老师就是想说，你不是谁家的孩子，你就是小红，你是李老师的孩子。她把搪瓷缸放在小红手边，热水冒着白气，缸子掉了一块瓷。小红哭着说老师我不是你孩子。小红的手攥着衣角，指节发白。她说你怎么不是，你叫我一声老师，我就是你的老师，你的老师也等于半个妈。她蹲下来，和小红平视。窗外有学生跑过，脚步声咚咚的。小红哭出声来，肩膀一抽一抽。她没再说话，把小红揽过来，下巴搁在小红头顶。 从那以后小红变了，慢慢开始说话了，开始举手了，开始跟同学玩了。她上课点小红读课文，小红站起来，声音小得像蚊子。她让全班安静，小红又读了一遍，读完了，她点一下头。课间她让两个女生拉小红去跳皮筋，小红站在边上，后来能接上一句。小学毕业的时候小红给她写了一封信，说谢谢老师，你让我不再害怕了。信写在方格本纸上，折成四折，边上画了一朵小花。她收到信后，在办公室读了两遍。这封信她保留了三十年，一直夹在办公桌抽屉的一本旧书里。 那封信她一直没给别人看过。学校换过几回教室，她的办公桌从东墙挪到西墙，抽屉里的东西用纸箱装，她先把那本旧书放进箱底。每年春天她把书拿出来晒，信夹在里面，不动。搬家的时候翻出来，纸都黄了，书脊也散了，她用线重新缝过。她又重新夹回那本旧书里。 她最难忘的一个学生叫大勇，是个调皮鬼，上课爬桌子，下课打架，天天惹事。大勇坐在最后一排，凳子只有三条腿，用砖头垫着。他上课把桌子当单杠，从这边爬到那边，作业本上画满小人。她喊他名字，他应一声，坐下，过一会儿又站起来。她管不住他，但也不放弃。她注意到他的袖子短，扣子掉了一颗，午饭啃冷馒头。她把自己带的咸菜分给他，他不接，她就放在他桌上，走了。她知道大勇不是坏孩子，是没人管他。他父亲在外面打工，母亲体弱多病，他一个人管自己。 有一次大勇把同桌的笔盒扔到了窗外，同桌哭了。那天下午刚下过雨，窗外的泥地湿着，笔盒摔开了，几支铅笔滚在泥水里。同桌是个女孩，趴在桌上哭。她让值日生去捡，铅笔断了尖。她把捡回来的笔盒放在桌上，用胶布把裂口粘住。她把大勇拉到走廊上，没骂他，说你知不知道你那同桌的笔盒是你同桌攒了一个月零花钱买的。走廊有风，从破窗纸里灌进来。大勇脚在地上蹭，鞋底带泥。大勇说不知道。她说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在乎，但人家在乎。你扔的是笔盒，扔的是人家的心血。大勇愣了一下，没说话。上课铃响了，她让大勇回座位。大勇走了两步，回头看了一眼窗外。 第二天她把大勇留下，没提笔盒的事，给了他一把扫帚，让他把走廊扫了。扫帚是高粱秆扎的，把上缠着布条。走廊里堆着从外面刮进来的树叶和碎纸。大勇挥扫帚，灰尘飞起来，太阳从窗台照进来，能看见灰粒子。他扫到墙根，蹲下去把纸片捡起来。大勇扫得飞快，扫完了站在她跟前，额头有汗，鼻尖有灰。她说行了，回去上课吧。他跑回教室，布鞋在水泥地上啪啪响。 后来大勇慢慢不惹事了。他上课手放在桌上，脚在下面动，但没站起来。下课帮同学抬水。她批作业时发现他的字还是歪，但每页都写满了。有一回他打架，被同学拉开，他站在墙边，自己先松了手。她问他，你怎么突然不惹事了。他说老师，我再惹事，你就不要我了。她说我不会不要你的，但你自己得争气。大勇说老师，我以后不调皮了。她拍了拍他的肩。他咧嘴笑了一下。 三十年间她升过一级主任、二级主任、一级教师、高级教师。她的办公桌抽屉里有一摞证书，用橡皮筋捆着。证书上的字是印刷体，名字是手写的。每年冬天她手上裂口子，贴胶布，粉笔灰嵌进去。有一年评职称，表格上有几栏她空着，后来用红笔补上。这些称号她其实不在意，她只在意学生有没有学会、有没有进步、有没有变成好人。她说教师这个行业，干得好跟干得不好，差别全在学生身上。你看你的学生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，你就知道自己干得怎么样。

如果我是谁家的孩子就好了。

二零零八年她父亲去世了。那年春天来得晚，教室后墙的日历还停在三月，窗外的杨树刚冒出一点绿。父亲是她的恩人，没有父亲她早就不读书了。她小时候家里孩子多，母亲说女娃念完三年级就回来割草。父亲没吭声，第二天一早把鸡蛋装在竹篮里，走十里路到集上卖了，换回一本新华字典和两支铅笔。字典用旧报纸包着，放在她床头。她念到初中，每天骑车来回，父亲每星期给她送一次咸菜。后来考师范，父亲把圈里的猪卖了，给她凑路费。父亲走的那天她正在上课，接到电话就请了假赶回家。那天上午她讲生字，黑板上写了恩这个字，粉笔断了一截。手机在讲台抽屉里震，先震了一次，她没接。又震，她让学生齐读课文，走到教室门口接。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发紧，说回来。她回教室拿了包，让前排的孩子带大家读生字。到村口等三轮车，风从麦地那边吹过来，带着土。三轮车颠到村头，她一路小跑进屋。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咽气了，眼睛还半睁着。里屋光线暗，父亲躺在旧木床上，盖着蓝布被子，枕头边放着他的老花镜。她蹲下去，手掌盖住父亲的手背。她握了握父亲的手，那只手冰凉的。她伸手把父亲的眼皮抹下来，指腹碰到父亲的眉毛。父亲手边放着一把蒲扇，扇柄上缠着白布条。她把手放回被子里，又把被角掖了掖。屋里有一股柴火和药膏混在一起的气味。母亲站在门边，手里还攥着一块抹布。 父亲这几年身体一直还好，还常骑车到学校来。他骑一辆二八大杠，车铃不响，车筐里垫着旧毛巾。逢集买了苹果或橘子，就绕到学校。她劝过几次，说年纪大了别骑了。她给他倒搪瓷缸里的热水，说路上车多，摔一下不得了。父亲说我骑车比你走路快。他说完把水果从车筐里拿出来，用手帕擦一擦，放在她办公桌上。到头来，还是骑车的人先走了。她后来在办公室看见他留下的一个苹果，皮已经皱了。她拿起来闻了闻，放进抽屉，过了两天才扔。那辆车后来靠在老屋墙边，车胎慢慢瘪了。她有一次回去看见，拿打气筒打了两下，又放下。 她说父亲走的时候很安静，没有疼，没有喊，就是突然睡过去了再没醒。前一天晚上他还坐在院里择韭菜，说第二天要去地里看水。夜里母亲听见他翻身，早上叫他吃饭，人已经硬了。母亲在厨房忙活，说老李这一辈子不容易，走的时候倒是很干净。灶膛里火苗舔着锅底，锅里烧着水，母亲拿围裙擦手。她说干净也好，干净了就不遭罪。母亲没再说话，把热水舀进盆里，端到里屋。她跟在后面，手里拿着父亲的一件干净褂子。母亲把盆放在床前，拧了毛巾，先给父亲擦脸。她站在旁边递肥皂。皂角味很淡，水汽升上来，窗玻璃蒙了一层。 办完事回到学校，她把父亲常坐的那个位子擦了擦。她端了一盆水，拿一块旧毛巾，从左到右擦桌面。桌面有刻痕，有墨点，还有一层薄灰。那个位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靠墙，平时没人坐。椅子腿有点晃，她蹲下把螺丝拧了拧。她后来也没让学生坐那儿，就那么空着。桌斗里有一截粉笔，还有一张折起来的旧报纸。她把报纸拿出来，抖了抖灰，又放回去。她没动那截粉笔。有孩子问那个位子是不是坏了。她说没坏，放东西。她把一盒粉笔放在桌角，又拿开，还是空着。她把抹布拧干，水滴滴在讲台边。她擦了两遍，桌面露出木纹。阳光从窗户斜进来，照到椅背上，灰尘在光里飘。 父亲去世以后她请了一周的假。那一周她在老屋收拾父亲的东西，把衣服叠好，把药瓶收进纸箱。回来后上课，她站在教室门口，先看了一眼最后一排。孩子们问老师你爸爸怎么啦，你怎么哭了。她说不打紧，爸爸走了，我去送了他一程。她说完低头翻书，手指在书页边上停了一下。孩子们不懂什么是走了，就问她走了去哪里。她说去了一个好地方。有孩子问好地方远不远。她说远。有孩子问坐车去吗。她没答，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课题，粉笔尖在板上发出细响。那节课她讲得很慢，板书也写得慢。孩子们没有吵，连平时爱说话的男孩也把书立起来。上课铃响过之后，窗外有麻雀扑棱翅膀。 班上有个孩子第二天从家里带了一颗糖，塞到她手里就跑。那是个扎羊角辫的女孩，跑回座位把脸埋在书后面。糖是水果糖，红纸包着，两头拧紧。她攥在手里，糖纸被手心的汗弄潮。糖在抽屉里放了很久，她没吃，也舍不得扔。抽屉左边放着粉笔盒、红笔、一本点名册。她把糖放在点名册上面，后来糖纸沾了粉笔灰，红颜色变暗了。每次拉开抽屉拿粉笔，她都看见那颗糖。有一回她拉开抽屉找红笔，把糖拿起来，剥开一头，又拧回去。糖纸发出细响。她把它放回点名册上面。糖纸上的红颜色染了一点在点名册封面上。 那个月她上课的时候偶尔会走神，一抬头看见讲台就想起父亲。讲台是木头的，边角磨得发白，粉笔槽里积着灰。她讲到一半，听见后排有孩子咳嗽，会停一下。父亲在的时候常去看她，拿着水果坐在一排后面的空位上，听她讲课。他穿蓝布褂，帽子放在膝盖上。父亲不说什么，就是坐着听。他手指在帽檐上慢慢摩。下课铃响，他也不急着走，等孩子们出去才站起来。她板书时从肩膀上方能看见他。她讲完课父亲起来说，讲得不错，孩子们都听进去了。他说完把水果留下，推车出校门，车链子哗啦哗啦响。她现在一个人站在讲台上，忽然觉得空了一大块。她拿黑板擦擦掉一行字，粉笔灰落下来，落在袖口上。窗外有人推车经过，车链子响，她抬头看了一眼。 那个学期结束，她去父亲坟前坐了一会儿，跟父亲说了说班上的事。坟在村东的坡上，旁边有一棵小榆树。她带了一张成绩单，没烧，就放在膝盖上。哪个孩子进步了，哪个孩子会写作文了。她告诉父亲，那个扎羊角辫的女孩作文写了父亲的手。后排有个孩子以前不交作业，现在能背课文了。她自己写板书时手还稳，就是粉笔断得多。坟边的小榆树活了，春天发了芽。学校换了新黑板，粉笔灰还是那么多。风从坡下吹上来，吹动成绩单的角。她坐了一会儿，把成绩单折好放进衣兜。说完她站起身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，像小时候父亲送她上学那样。那时候父亲送她到村口，她裤脚沾了泥，父亲弯腰替她拍。现在她自己拍，拍了两下，土落在草叶上。

二〇一八年她退休。六月底，她去教务处办手续。管人事的老师把几张表推过来，指了三个地方让她签字。她签完，把笔帽扣上，问了一句，粉笔还领不领。管人事的老师笑，说李老师，你都退休了。她也笑了一下。回到办公室，她把抽屉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拿。三盒粉笔，两盒白的，一盒彩色的。一瓶蓝黑墨水，瓶盖拧不开，用热水泡了泡才拧动。红笔有两支，一支笔杆裂了，缠着透明胶。教案本摞起来有半尺高，纸边发黄。她把这些装进一个纸箱，纸箱是买电视机留下的。窗台上落了粉笔灰，阳光斜进来，灰在光里飘。她把窗子关好，钥匙放在桌子中间。退休那天学校给她开了个欢送会，全年级的老师都在，历届的学生来了二十几个。她在台上站了几分钟，说了一些感谢的话。 欢送会是在旧礼堂开的，横幅是老师们自己写的，红纸黑字。礼堂屋顶很高，梁上挂着两只电扇，转起来有咔嗒咔嗒的响。横幅接了三张红纸，墨汁没干透，边角被风吹得翘起来。桌上放着暖水瓶、搪瓷杯、瓜子和花生。椅子是旧木椅，椅背上有人用小刀刻过字，漆磨掉了，露出白木。她上台的时候底下鼓掌，鼓了好一会儿。她本来想好了几句话，站上去忽然忘了大半，就说了句谢谢大家，又说了句以后讲台就交给年轻人了。话筒线缠着一圈黑胶布，她说完，手还按在讲台边上，掌心出了汗。底下又鼓了一阵掌。有个年轻老师递上一杯水，她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水是温的。 台下坐着她带过的一个学生，已经四十多岁了，说李老师，我毕业以后做了中学老师，也是教语文的。我教学生的时候，脑子里全是你的样子。她说那你教得肯定比我好。那学生说不好，我还差得远呢。他穿一件浅灰短袖，袖口洗得发白，手里捏着一个纸杯。说话的时候他站起来，又坐下。她问他带几个班。他说两个班，初二，早读六点半到校。她说早读要让学生念出声，不出声不知道字音。他点头，说这个法子他用过。旁边有人笑，说你们这是又开教研会了。他也笑，把纸杯放在脚边地上。 有个学生是开小店的，她说李老师，退休了没事来我店里坐坐，我给你泡好茶。她说好，有空我去。那学生坐在靠门的位置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装着两包茶叶。她说店在镇口，卖日杂，门口摆着冰柜，夏天卖冰棍。茶叶是别人送的，放在铁罐里，一直没舍得拆。李秀兰问她店里几点关门。她说晚上九点，孩子放学就在店里写作业。李秀兰说那我去看看孩子写作业。那学生说好，你来，我把桌子擦干净。 有个学生从外地赶回来，坐了一夜的火车。那学生说李老师，我本来不想回来的，但想到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不回来不行。她接过学生递来的红包，说你这孩子，退休收什么红包。学生说这不叫红包，这叫心意。那学生进门的时候肩上挎着包，裤脚上沾着灰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。他说坐的是硬座，夜里没睡好，手里捏着一个空水瓶。她给他倒了一杯热水，让他坐下。红包是红纸包的，上面印着金色的字。她推了两下，学生按住她的手，说李老师你拿着。她就把红包收了，说先收着。 散了以后她把红包拿出来看了看，又原样收进包里。后来那学生的孩子考大学，她包了一个更大的还回去。她说心意收下了，钱得还。散会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，太阳还高，礼堂里的椅子一把一把归回原位。几个老师把横幅取下来，红纸折成几折。她抱着纸箱走到校门口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她坐公交车回家，车上人不多，纸箱放在脚边。到家以后，她把红包从包里拿出来，放在饭桌上，看了一会儿。红包的纸有些皱，金字的边角蹭掉了一点。她又把它收进包里，拉上拉链。过了几年，那学生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她包了一个更大的红包还回去。包之前她去银行换了新钱，用红纸包了两层。那学生不肯收，她说心意收下了，钱得还。 退休以后她过了一段闲适的日子。每天早上起来散步，然后回家看书、织毛衣。邻居有时候找她帮忙看看孩子的作业，她看了就改，改完了告诉孩子哪里错了，为什么错了。她说退休了闲着也是闲着，帮帮邻居挺好。散步是沿着河堤走，走到桥头再折回来，来回四十来分钟。河堤上有雾的时候，她走到一半就回来。早饭是稀饭、咸菜，有时候煮一个鸡蛋。看书要戴老花镜，镜腿松了，用线绑着。她看的书是从学校图书室借的旧小说，书页里有别人的铅笔字。邻居来敲门，多半是傍晚，手里拿着孩子的作业本，孩子跟在后面。她让孩子坐在饭桌前，指着一道题问，这个字念什么。孩子念错了，她就用红笔在旁边写一个对的。 织毛衣她织得慢，一件毛衣能织一个冬天。给女儿织的，女儿说妈现在没人穿这个了。她说那你留着，天冷了知道有一件，心里不慌。线是早市上买的羊毛线，深灰色，一团一团绕成球。她起针的时候要数，数错了就拆。竹针是旧的，针尖磨得发亮。她坐在沙发上织，电视开着，眼睛看针，耳朵听个响。一个冬天织到一半，袖子织长了些，她拆了袖口重新起针。织完了，她把毛衣叠好，放了两粒樟脑丸，装进塑料袋，压在柜子底下。 她还改不掉的习惯是看作业。邻居孩子的作业本摊在桌上，她不自觉就拿起了红笔，一笔一画都标出来，哪个字写得好，还在旁边画个小圈。红笔是退休时从学校带回来的，笔杆裂了，缠着胶带。她改作业的时候站着，低头，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。错字用斜线划掉，标点用红笔描一遍。改完了，她把本子合上，推到桌边，去倒一杯水。

她的丈夫是个中学数学老师，比她大三岁。 两个人是同事介绍认识的，那时候她刚工作第二年，丈夫刚师范毕业。介绍人是同办公室的老师，说男方教数学，人老实，家里负担轻。见面是在学校后门的那个小饭馆，中午，她要了一碗面，他也要了一碗面，谁也没先动筷子。他把筷子在桌上顿了顿，说，我教初二数学。她说，我教二年级语文。然后两个人都笑了。饭馆里油烟味重，电扇在头顶转，吹得桌上的餐巾纸一掀一掀。他问她班上有多少学生，她说二十八个。他问作业批得完吗，她说批不完就带回家批。他说他也带回家批。那顿饭吃了四十分钟，面坨了。 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一起坐公交车上下班，一个站一个站的。公交车是那种老式的，车门一开，铁皮哗啦响。她坐靠窗，他坐外面。路上经过一片稻田，春天是水，夏天是绿，秋天割倒了，露出灰白的茬。她有时指着窗外说，那块田今年种的是早稻。他说，嗯。到站了，他先下去，站在车门口等她。她说那时候谈恋爱不讲究什么浪漫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走走，说说话。下了车还要走一段土路，路两边是杨树，叶子被风吹得翻过来，白花花一片。他走左边，她走右边，中间隔半米。有时候她鞋里进了土，就停下来倒一倒，他也停下来，站着看路边的水渠。 结婚以后两个人住在学校分的宿舍里，一室一厅，很小。宿舍在教学楼后头，平房，第三间。门一推开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两把椅子。桌上铺着旧报纸。窗子小，夏天挂蓝布帘，冬天蒙塑料布。煤炉在门口，做饭时烟往屋里灌。她有时候晚上备课到很晚，丈夫就在旁边看数学书，两个人不说话，各干各的，但知道对方在身边。她备课用蘸水笔，蓝黑墨水，一瓶放在桌角。他看数学书，书页上画满几何图。她批作文，红笔在纸上沙沙响。他有时起身给炉子添煤，铁钩子碰得炉盖响。她抬头看他一眼，又低头改作业。他给她倒一杯热水，放在她手边，杯子是搪瓷的，磕掉一块瓷。她没说话，端起来喝一口。夜里十一点，学校敲钟，他们才收拾。灯泡是十五瓦的，黄黄的一团，照得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叠着。她说那时候觉得挺好的，两个人都不吵不闹，各做各的事，屋子里有书声有灯光，就是家。 宿舍的墙很薄，隔壁老师家孩子练琴，琴声就从墙那边传过来。隔壁住的是教音乐的老师，家里有一架脚踏风琴。孩子每天练半小时，音阶、琶音，然后是《小星星》。墙薄，连脚踏板吱呀吱呀的声音都听得见。有时候弹错了，孩子哭，老师骂，骂完了又从头弹。丈夫有时候放下笔听一会儿，说这孩子比上个月弹得齐了。她说你听得出来？他说当然听得出来，上个月第三小节总是赶，今天没赶。她笑一下，继续改作文。冬天墙上结霜，琴声传过来闷闷的。夏天开着窗，琴声和蝉声混在一起。后来那孩子考上了县里的中学，搬走了，隔壁换了体育老师，不弹琴了。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，没什么可说的，也没什么需要说的。 丈夫六十五岁那年走了，脑溢血。前半夜还好的，早上起来不会说话了，送到医院以后也没救回来。 他六十五岁那年，已经退休五年了。退休以后他每天早起去菜场，回来在阳台上看报纸。那天前半夜他还坐在桌前算这个月的开销，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列，米、油、电费。她催他睡，他说算完这一笔。早上她起来煮粥，听见他在屋里喊了一声，声音含含糊糊。她进去看，他坐在床沿，嘴张着，说不出来。她扶他，他半个身子往下沉。她叫了隔壁老师帮忙，叫了车。送到医院，医生说是脑溢血。她坐在病床前，握着丈夫的手，跟父亲走的时候一样。父亲走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坐着，手也是这么凉。不同的是这一次她没有哭，哭不出来，眼睛干干的，嗓子也干干的。她看着他胸口一上一下，后来就不动了。护士把白布盖上，她站起来，腿麻了，扶着床栏站了一会儿。 收拾丈夫东西的时候，她在他的数学书里翻出一沓纸，是他这些年记的菜价，什么季节什么菜便宜，记得密密麻麻。数学书是师范时用的，封面用挂历纸包着，边角磨圆了。里面夹着一些纸条，当书签用。那沓纸夹在三角函数那一章，纸是各种纸，有日历纸背面，有作业本撕下来的边，有学校发的通知单。上面用圆珠笔写着：三月初青菜一块二，月底八毛；四月蚕豆上市，一块五两斤；六月番茄最便宜，八毛一斤，多买做酱；九月毛豆三块，剥好的五块；腊月菠菜贵，下雪天更贵。旁边还记着哪家摊子秤足，哪家爱洒水。他工资不高，家里买菜都是他管。每天早晨他拎着布袋子出门，回来把菜一样一样放在厨房案板上，豆腐用碗扣着，鱼用湿纸包着。她把那沓纸夹进了自己的备课本。备课本是教了多年语文用的，封面印着教案本三个字，里面已经快写满了。她夹在最后一页，和课程表放在一起。 丈夫走了以后她一个人住。女儿在外地工作，逢年过节回来看看她。女儿在南方，一年回来两三趟。回来的时候给她换灯泡，修水管，走的时候把冰箱塞满。她一个人住那套老宿舍，后来学校盖了新楼，她还住旧的。早上她去菜场，买的菜少，一根黄瓜，两块豆腐。卖菜的人认识她，说李老师今天又一个人吃？她说一个人好做。下午她坐在桌前翻旧作业本，本子皮上写着一个个名字。有的名字她想不起脸，有的脸她想不起名字。她说她不孤单，她有三十年教的学生。每个清明、中秋、过年，都有学生来看她，发信息来。手机是女儿给的，旧款，屏幕小。她学会了看信息，会按绿色键接电话。清明有人发：老师，今天回不去，给您带了青团放在门口。中秋有人发：老师，月饼别吃太多，您血糖高。过年有人发：老师，新年好，我孩子会背《静夜思》了。她回：好。她说有学生在，心里就不空。 去年中秋，一个已经当了老师的旧学生拎着月饼来看她，两个人坐在阳台上说了半下午话。月饼是铁盒的，盒子上印着牡丹花。学生现在在镇上的小学教数学，刚带完毕业班。她们坐在阳台上，阳台不大，摆着两把藤椅，一个小方桌。她泡了茶，茶叶是学生带来的。学生说，老师，我现在才知道您当年为什么总把我留下来改错字。她问，为什么。学生说，因为您怕我回家路上贪玩，天黑了不安全。她说，是的。学生说，我现在也留学生，我们班有个男孩，错字多，我留他，他哭。她说，别让他哭，给他一块糖。学生笑了。她们说了一下午话，说粉笔，说黑板擦，说现在的孩子难教。太阳从阳台栏杆上移下去，影子拉长。学生走的时候她送到楼下，学生说老师您回去吧，她说好，站在原地看学生拐过路口才上楼。楼下的桂花开了，香味一阵一阵的。她上楼以后把月饼盒打开，拿了一块，剩下的放进铁盒，盖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