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地摊到店面

何桂芳出生在河南一个农村里。家里兄妹五个，她排老三。父亲在村里种地，母亲在家带孩子。家里穷，她说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，因为过年能吃一顿肉。 村子离黄河不远，土是黄的，墙是土坯的，房顶铺着麦秸。院子里一棵枣树，树底下垒着猪圈。兄妹几个睡一铺炕，冬天挤着，夏天分开睡，各睡各的。天不亮鸡叫头一遍，她娘就起来烧火，风箱拉得呼哒呼哒响，锅里煮的是红薯稀饭，稀饭上头飘着几片红薯干。 进了腊月，家里就开始攒年。二十三扫房，她踩着凳子擦窗，旧窗纸揭下来，糊上新的。她爹把攒了一年的肉票和钱拿出来，去集上割一块肉。肉提回来，她娘切成方块下锅炖，灶膛里的火一直添着，满院子都是肉味。她蹲在灶台边上看，看她娘拿筷子把肉一块一块夹出来。 她说她记得有一年过年，锅里炖了肉，她娘把肉捞出来先给老人和孩子分，大人就着肉汤吃饭。她把碗里的肉吃得很慢，她说吃慢点，肉能多吃一会儿。 那块肉肥的瘦的连在一起。她先咬一小口，把油在嘴里含一含，再咬一小口。肉吃完了，汤还剩下，她拿馍蘸汤，蘸得碗底发亮。 她念完了小学就辍学了，不是不想念，是家里供不起。那时候村里的女孩子大多十五六岁就嫁人了，她那时候想：我也得嫁人了。 学校在村东头，一间瓦房，两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。她记性好，老师让她领着念。学费一学期一块五，本子钱另算。有一年她爹坐在门槛上算账，算完没说话，拿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。第二天她没去上学。 她说她辍学那天把课本包好了，放在柜子最底下。她后来搬家几回，那摞课本一直带着，一页没扔。 包书的是她攒下的一张旧报纸，边角压得平平的。柜子是榆木的，她娘的嫁妆，底下垫着砖。她把课本放进去，用手按了按。 她十六岁那年就嫁人了。嫁到邻村，嫁给了一个姓何的。她说那时候结婚不看脸不看钱，看的是家里有几亩地、有几间房。她嫁过去以后帮着公婆种地、养鸡、做饭。 婆家那边先捎了话来，说家里有八亩地、三间房。隔了几天，领她去相看。她跟着走了三里土路，男方家在村西头，门前一口井。她进去坐了半个钟头，喝了一碗糖水，隔着桌子看了人几眼。回去的路上她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。 她说她嫁过去以后鸡养得好，公婆逢人就说三儿媳妇勤快。她说那时候一句勤快就顶用，她听着还怪受用。 鸡是老母鸡自己孵的，一共十二只。她早起头一件事是拌鸡食，麦麸掺菜叶子，再抓一把玉米面，用泔水调开。鸡窝在院子西南角，她隔一天扫一回，垫上新土。鸡什么时候下蛋她摸得准，上午十点前后去捡，蛋还热，她用围裙兜着。有人来串门，她婆婆就说，我们家三儿媳妇勤快。 她在村里待了四年。四年的时候她生下第一个女儿。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开始想：我就一辈子待在村里了吗。 女儿生在三月初，炕还烧着。她婆婆进来看了看，说下回生个小子。她没接话。月子里她躺在炕上，听外头的鸡叫、狗叫，还有隔壁磨面的机器响。 村里有个女人跟她一样大，嫁到镇上去了。那个女人在镇上摆摊卖小吃，后来开了个小饭馆。那个女人回村的时候给她带了一件衣服，是一件红色的衬衫。她说桂芳你看，这就是我自己做的。 那女人是秋收以后回来的，穿一双黑布鞋，头发剪到耳下。她拎个布包，先在院里跟人说话，声音大。她从包里把衬衫拿出来抖开，红是正红，扣子是白的，领子挺括，袖口滚了边。 那件红衬衫她没舍得穿，过年走亲戚才上身一回。她说那不是一件衣裳，那是她头一回看见另一种活法。 衬衫压在箱底，上头盖着一块白布。正月初二走娘家，她穿上，外面套一件棉袄。到了娘家，她脱了棉袄坐在炕沿上，屋里几个女人伸手摸了摸料子。 那个女人说，镇上隔一天一个集，摊子摆在十字街口，卖油条和胡辣汤，一天能挣三块多。她还说，想摆摊先得去工商所办本，一个本五块钱。 她说那时候她才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自己挣钱。

她二十七岁那年瞒着公婆去了镇上。她带了五十块钱，是她攒了好几年的私房钱。她说她那时候心里慌得很，一个人到了镇上，不知道干什么。 走那天她起得比平时早。灶没生火，锅底是凉的。她把两件换洗衣裳卷成卷，塞进一个蓝布包里，那是出嫁时娘家带来的。公婆住东屋，她开门的时候门轴响了一声，她站住等了一会儿，屋里没动静，才把脚迈出去。天是灰的，路上有露水，鞋底沾了一层泥。 她说那五十块钱她缝在衣裳里头，走路的时候手一直按着。到了镇上住大车店，一晚上五毛钱，她挑了最便宜的通铺，跟人挤着睡。 针脚是她自己走的，走得很密，缝在内衫的夹层里，摸上去是一小片硬邦邦的方。她走一段就伸手按一按，指头隔着布按到那叠钱的边上。车票钱她单独揣在裤腰的小兜里，两个地方分开，怕一起丢。大车店的通铺上铺的是草席，被子堆在墙角，谁来了谁拉一床。她挑了靠墙的位置，把蓝布包枕在头底下，脸朝着墙。屋里有人打呼噜，有人翻身，灯泡挂得低，亮了一整夜，她没怎么睡。 她在镇上转了三天。第三天她在一个服装批发市场看到一堆衣服，便宜得很。一件衬衫五块钱，一条裤子八块钱，连衣裙十块钱。她说这些东西在镇上能卖十五二十，利润挺高的。 头两天她没敢支摊，就在市场里看。看人家怎么把衣服搭在胳膊上抖开，看价钱怎么喊，看买的人先摸哪里——先摸领子，再翻袖口，翻完才问价。她在一个摊位边上蹲过半个下午，把那人喊出去的每一个数都在心里过一遍。 她花了三十块钱买了六件衣服，在镇上最热闹的一条街上支了个摊子。那时候还没有城管，随便哪里都能摆。 六件都是素色，黑的、灰的、藏蓝的，不敢挑花的。她把六件抱在怀里，一件一件翻领口，看有没有开线。摆摊的布是她从家里带出来的，原来盖箱子用，四角磨得起了毛。她头一天没敢往人多的正街上挤，先在街口拐角站了一会儿，看哪一处来往的人多，才把布摊开，衣服一件件抖平，压上四块砖头。 她说她头一天摆摊，货往地上一铺，脸都不敢抬。人家问价，她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见。第二天好了一点，第三天她能喊出来了。 有人蹲下来翻，手在衣服上停住，她张了嘴，嗓子发紧，声音从牙缝里漏出去。人家没听见，又问了一遍，她才把价钱报清楚。第三天她站在摊子后头，远远看见有人往这边走，就先喊了一声。 她头一天出摊卖了三个顾客。三个顾客买了一件衬衫、一条裤子、一条裙子，加起来卖了四十块。她说她那天高兴得不得了，一晚上没睡好觉。 钱是散的，一张十块，剩下的都是一块两块，她在袖子里数了两遍，又把进货的本钱在心里减掉。 第二天她卖了五个顾客，第三天卖了七个。她说那时候她最大的担心就是天气。下雨天就没生意，刮风天也没生意。 她每天出门先抬头看天。云厚一点，就把摊子往屋檐底下挪半尺；风起了，她拿砖头把布的四角压住，人站到上风头去。 她说她下雨就收摊，收了摊就蹲在屋檐底下数钱。零钱一毛两毛地数，数两遍，包在手绢里。她说数钱是那时候最踏实的时候。 手绢是方的，洗得发白，四个角对折起来，把钱包在中间，再塞进贴身的口袋。雨从檐口连成一条线往下落，她蹲在墙根，背靠着砖，手绢摊在膝盖上。 她说她头一个月挣了两百多块。两个月以后她挣了四百多块。她说那时候两百块钱能买二十斤大米、十斤猪肉、几十斤蔬菜。 每天收摊，她把布上的褶子抻平，衣服叠回包里，砖头摞在墙角原来的地方，第二天再去搬。 她说她挣了钱头一件事是回村，给她娘扯了一块布。她娘说家里不缺这个，嘴上这么说，布第二天就裁了。 布是在镇上的布店扯的。她在柜台前站了很久，摸了好几块，最后挑了块深青的斜纹布。布从整匹上量下来，剪开一个小口子，两手一扯，哧的一声裂到底。回村那天她把布裹在蓝布包里，进院门才拿出来。她娘接过去，翻来覆去看了看，叠好放在炕沿上。

她摆摊那年丈夫还在村里。他在家种着三亩多地，喂两头猪，农闲时编柳条筐，赶集的日子挑到镇上卖。她瞒着丈夫去镇上摆摊，每个月回来一次。从镇上到村里，坐一段班车，再走四里土路，天擦黑能到村口。她每个月回去带一百块钱回家，说是别人借她的钱还的。票子是零钱换的整票，对折两回，塞在棉袄里子缝的小兜里，到家才掏出来。 她回去那天不出摊。清早五点多起来，把货卷进塑料布，捆两道绳，赶上六点钟那班车。车厢里坐的多是赶集的，脚底下堆着筐子和鸡笼，她靠窗坐下，车一颠人就跟着晃，晃到村口差不多打个盹的工夫。下了车，裤腿上全是灰，走到家先拍两下。 她摆摊的地方在供销社门口西边，一块塑料布铺开，蛇皮袋垫在身下当凳子。冬天风从街口灌进来，吹得塑料布边角一下一下拍地。她把手缩进袖筒里，来人了再抽出来，翻货、比量、收钱、找零。货是她从县城背回来的，一个编织袋装三十来件，上肩的时候得找个台子垫一下。一件衬衣进价四块，卖六块，碰上还价的，五块五也出手。她摆摊的头一个月，一天卖不掉两件，晚上数钱，数来数去就那么几十块，一毛的硬币拿皮筋扎成小卷。她说她那时候心里一直打鼓，就怕丈夫去镇上撞见她。有回她远远看见村里一个熟人来镇上，她一低头假装理货，等那人走远了才抬头。抬起头才发现手里那件秋衣叠反了，领口朝下，她拆开重新叠。 那天她到家，丈夫蹲在门槛上磨镰刀，磨石上一来一回，水浑了也没抬眼。丈夫问她：「桂芳你最近怎么老往镇上跑。」 她把布袋放在水缸盖上，说去赶集看看。丈夫没接话，镰刀在磨石上又走了两个来回。 吵架那天晚上她没吃饭。灶上温着一碗玉米糊糊，她坐在炕沿上，脱了一只鞋，另一只还穿着。她说她不是委屈，是憋着一口气，她想证明她能干成事。 她说：「我去看看妹妹。」 丈夫说：「你不是没有妹妹吗。」 她说：「我有个表姐，我认的干妹妹。」 丈夫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了两下，磕出来的烟灰落在地上，他用脚碾了碾。屋里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吊在梁上，黄黄的一团，照着桌上没动的碗。 她说她后来每个月多给丈夫带十块钱。丈夫捏着那张票子看了一会儿。丈夫说你给我这么多干啥，她说你跟着操的心多。俩人都笑了。 她说她心里清楚丈夫是刀子嘴。有一回她回去晚了，天都黑了，丈夫在村口站着。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风大，他两只手揣在袖子里，脚底下踩着一小片雪。她问他站这儿干啥，他说遛弯。她说村里黑灯瞎火的遛啥弯。他不吭声，转身往家走，走得比她快半步，到了院门口才停下来等她开门。 后来丈夫知道了。那天他去镇上买化肥，从供销社门口过，看见她蹲在地上给人比量裤长。他没上前，站在电线杆子后头看了一会儿，回家也没提。隔了两天，吃晚饭的时候丈夫说：「你去镇上摆摊我为什么不知道。」 她说：「我不知道告诉你，告诉你你也不让去。」 丈夫说：「我没说不让去。」 她声音就高了。筷子横在碗沿上，桌上一碗咸菜没动。他一句一句地顶回来，声音不高。鸡在院子里扑棱了两下，后来就静了。 两个人吵了一架，吵完了以后丈夫说：「你去镇上摆摊也行，但每个月给我带五十块钱回来。」 她说：「行。」 后来她每个月给丈夫带一百块钱回去，丈夫说：「你挣多少。」 她说：「四百多。」 丈夫说：「那给我一百就行了，剩下的你自己花。」

桂芳你最近怎么老往镇上跑。

她摆了三年摊以后城管来了。城管说不能在街上摆地摊了，影响交通。她说那怎么办。城管说你找地方去，找门面去。 她在邮局斜对面那根电线杆底下摆了三年。一块蓝塑料布铺开就是摊子，布换过三块。她五点半到，先铺布，再拆麻袋，衣裳一件件码齐，码完天也亮了。 她说城管来那天她正卖着货，收摊收得手忙脚乱。有个城管小伙子看她抱着衣裳跑，在后头喊了一句慢点，别摔了。 那摞衣裳她抱得太高，挡了半张脸。城管走远了，她还站在电线杆那儿，把怀里那几件一件件叠平，包装袋上的褶子用手掌抹。那天剩了十一件没卖出去，全堆在三轮车上，车斗上盖了块旧床单。 她去了镇上找了个门面，八平米，月租三百。那时候三百块一个月租金是不少的钱。她说我这租金一个月就三百，一个月不卖东西就赔三百。 她蹬着三轮一条街一条街看，见门框上贴红纸条就停下来。头一家要五百，她没进去。后街那间墙角渗水，墙皮一按一个坑，她退出来走了。走到邮局往南，一扇门板上用粉笔写着月租三百。 她说她去看那个门面的时候，屋里前一家刚搬走，地上一层层胶带印。她蹲下来摸了摸地，说行，就是这儿了。 屋里比外头暗，窗户朝西，下午才进光。墙上留着几个钉眼，前一家挂过镜子。她张开两条胳膊在墙边量，从左到右，算着能挂两排衣裳。 她把摊子搬进了门面。门面比街头好多了，不用风吹日晒，不用看天气。但门面的位置没街头好，街头上人多，门面上人少。 搬那天她蹬着三轮跑了三趟，衣裳装麻袋，压得车把发沉。钉上墙的两根钢管是在五金店裁的，一根裁成两截。衣裳挂上去，头一遍挂得挤，她又取下来匀了匀，把厚些的挪到两头。 她第一个月开门面只挣了八十块。她说那八十块是刨掉进货成本以后的利润。刨掉租金三百，她还赔了两百二十块。 她买了个硬皮本，一块钱，每天关门前把当天的进项抄上去。头一个月那页纸上，最多的一天写了三十七，有三天写的是零。页脚把三百块钱的租金写上，写了两遍。 她说她赔钱那一个月照常开门，一天不落。她说开店跟摆摊不一样，摆摊看天，开店看人心，你门老关着，人就不来了。 她每天六点起，烧一壶水灌进暖瓶，七点前到店。没人进门她就擦玻璃，湿布一遍，干布一遍，玻璃框的槽也用抹布角抠。门口那件样品三天换一回，换下来的挂到最里头。 她想了很多办法。她在门口贴了个牌子，写着「全场八折」。她在门口发了传单，写着「特价清仓」。她给老顾客打电话，说来我店里看看。 传单是去镇上打印店印的，两百张，一张一毛。她一张张递出去，有人接了走两步就扔，她也不追。电话一天打七八个，号码抄在一个旧本子上，本子角卷起来了。 她说她贴的牌子是自己拿毛笔写的，字不咋样，但是显眼。有个老主顾说她这字该练练，她笑了，说等我挣了钱，先请人写块正经招牌。 牌子是裁开的挂历纸，她用毛笔蘸墨写，写完晾在桌上。贴了些日子，边角起了翘，她拿透明胶又粘了一道。 后来客人慢慢多了。第二个月她挣了三百。第三个月她挣了五百。第四个月她挣了八百。到第五个月她终于能覆盖租金了。 那几个月她进了一批短袖，十来块一件，码在门口那张桌子上，又添了个落地衣架。第四个月盘账，回头客带来的人比生客还多些。 她说到第五个月能覆盖租金那天晚上，她买了半斤肉，回家给女儿包了顿饺子。她说那天饺子馅儿调得格外细。 肉是五花肉，绞了两遍。她和面，水放得慢，面团揉到盆光。白菜剁碎攥了水，和肉拌在一起，筷子朝一个方向搅，搅到馅发黏。女儿趴在桌边数饺子，数到四十七就不数了。

全场八折

她开店以后有了第一个老顾客。那个老顾客是个中年妇女，姓王。王姐每天早上来她店里看看有没有新衣服，有就买，没有就坐一会儿聊聊天。 开店头一个月，卷帘门七点拉起。王姐常拎着菜篮来，篮口露一把葱。她把篮子放门口，手指从衣架上一件件拨过去，有新货就抽出来捏领子。 她说她头一回见王姐是个下雨天，店里没客人，王姐进来躲雨，顺手买了双袜子。后来就成了常客，一坐一晌。 那天下雨，屋檐水连成线。王姐收伞进来，伞尖滴水。柜台下纸盒里放着袜子，她翻了两下，拿一双灰的。何雪梅说三块五。王姐掏四块，说不用找，何雪梅找了五毛。 她说王姐是我最早的顾客，她在我这里买了十年衣服。她说王姐每次来都说：「桂芳你有什么新货没有，给我看看。」 十年里王姐身量没大变，肩略宽，胳膊长。何雪梅记着尺寸，不用量。新货拆包，她先看有没有王姐能穿的，有就留一件挂最里头。王姐来了，她抽出来说这件你试试。 她说她进货的时候看见合适的样式，心里就想着这是王姐能穿的。进货的手都替王姐长了个心眼。 进货赶早。四点半在路口等中巴，手里攥黑塑料袋。到了批发市场，地上湿，到处是布料浆味。看见颜色不扎眼、料子厚实的，她停一下，看肩线，看袖笼。太窄的，王姐穿不住。 王姐是个爽快人，买衣服从不还价。她说王姐你是好人，但我不能因为你是好人就卖贵。 王姐问完价就掏钱。何雪梅说多少，她数多少。有回何雪梅少说五块，王姐还是按标价给。何雪梅追出去，把五块塞回她篮子里。 她说她反而给王姐挑便宜的。有回同样的衫子进了两个价，她把便宜的留给王姐。王姐后来知道了，说桂芳你这人实诚，怪不得店越开越好。 那批衫子一批精梳棉，一批普通棉，颜色一样。何雪梅把普通棉的留给王姐。后来街坊买了精梳棉那件，穿出来碰见王姐。王姐回店问。何雪梅说料子差一点。王姐笑了，说桂芳你这人实诚。 后来王姐搬走了，去了县城住。王姐临走的时候来店里说：「桂芳我这就要走了，我买了十年衣服了。」 王姐说这话前已经来过两回，说家里要搬，东西多。那天店里刚上秋装，何雪梅拆包挂衣。王姐坐小方凳上，看柜台后的镜子。她说以后不常来了。何雪梅说县城也不远。 王姐走的前一天来店里，拿走了一件棉袄，没讲价也没试。她说王姐你试试尺寸，王姐说不试了，你的尺码我心里有数。 棉袄深灰色，扣子一溜黑，领子能立起来。早上刚开门，何雪梅从最里头架上取下来，在柜台上抖了抖。王姐摸袖子，说就要这件。她数好钱放柜台上，不多不少。 她说：「王姐你走了以后我不卖给你的了。」 王姐提袋子站在门口回头。何雪梅说完先笑了，把门口模特往里挪。王姐说你别这么说。何雪梅说真的，你不在，我卖给谁去。门口三轮车过去，车铃响了一声。 王姐到底回没回来？回来了。隔了两年，王姐回镇上办事，专程来店里坐了一晌，临走又买了两件。她说人跟人的账，有时候隔几年也断不了。 那两年里店里换了白光的灯，架子多了。何雪梅早上卷帘门，有时往街口看一眼。第二年秋天王姐来了，穿墨绿薄棉袄，手里拎布包。何雪梅先看见她脚上的鞋，抬头才认出来。王姐说回来办事，顺路。何雪梅倒水，玻璃杯烫手。王姐坐一晌，临走买两件。 王姐说：「你别这么说，我还会回来的。」 王姐走时天快黑，店门口灯亮。何雪梅站门槛上，看王姐顺街边走，布包在胳膊上晃。王姐回头摆手。何雪梅也摆手，手放下来，摸了摸门框上的漆。

桂芳你有什么新货没有，给我看看。

她的女儿徐大勇就是这本书的作者。徐大勇小时候跟着母亲在服装摊旁边长大。冬天出摊的时候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一样，徐大勇坐在摊旁边写作业，手冻得握不住笔。 出摊前一天晚上，何雪梅把衣服从蛇皮袋里拿出来，按大小码好。凌晨四点多，她推三轮车出门，徐大勇坐在车斗里，棉被盖到下巴。到了地方，她扫开一片地，铺塑料布，四角压上砖头，再把铁架支起来，衣架一个个挂上去。风从街口灌过来，衣服下摆啪啪地拍。 她说孩子小时候就在摊子边上长大，来买衣服的阿姨都认得。有人来试衣裳，孩子就帮忙看着摊，眼睛尖着呢。 有阿姨拿起一件棉袄，何雪梅帮着翻领子、拉袖子。徐大勇站在摊尾，看有没有人把衣服往包里塞。母亲找零钱，硬币掉在塑料布上，她弯腰捡起来，按面值排好。风把塑料布吹起一角，她用膝盖压住。 她说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冬天出摊。母亲让我坐在摊旁边写作业，我说我不写太冷了。母亲说你不写我就不让你回家。 她说那句话时手里还在理衣架，语气不重。徐大勇把本子摊在膝盖上，铅笔捏在指头尖上，写一个笔画就停下来搓手。母亲在摊前招呼人，回头看她一眼。风把作业本吹得翻页，她用橡皮压住。 她说冬天孩子手上也生了冻疮，跟她的手一样。她说她看着心疼，但不能说，一说孩子就该觉得自己苦了。 晚上回家，何雪梅烧一壶热水，倒进搪瓷盆。徐大勇把手伸进去，先是麻，后是痒。母亲拿蛤蜊油，抠一坨，在手心里搓开，抹到她手背上。冻疮红肿的地方发亮，裂口像细线。母亲没说话，只把炉子往她那边挪了挪。 徐大勇说母亲不让我回家我就在外面写作业。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写，坐在电线杆底下写，写完了以后母亲来找我，说我写得不错。 马路牙子凉，她垫着书包。铅笔尖冻脆了，写不了几个字就断，她用小刀削，木屑落在鞋面上。母亲在几米外给人找码，声音被风吹散。徐大勇写完了，把本子合上，等母亲过来。母亲翻一翻，手指头上有衣架蹭的锈色。她把本子塞进装钱的布包里，拉上拉链。 她说她那时候收了摊，牵着孩子一起回去，路上买一个烤红薯，一人一半。她说孩子捏着热红薯，手就不冻了。 收摊时，母亲把衣服一件件从铁架上取下来，叠成方块。塑料布抖两下，铁架绑在三轮车后头。街角烤红薯的铁皮桶盖子一掀，白汽扑出来。母亲挑一个，掰开，黄瓤冒热气。徐大勇两只手轮换着捏，指尖慢慢有了知觉。 徐大勇上小学那年母亲把摊子搬进了门面。他说母亲你终于有店面了，不用再出摊了。母亲说对，我们有店面了。 门面在街尾，卷帘门，门前两级水泥台阶。何雪梅拿钥匙开门，里面一股水泥味。她用水管冲洗地面，货架是旧铁管，擦出黑水。徐大勇放学去看，书包没放下就在屋里转。 她说搬家那天孩子帮着扛纸箱子，累得满头汗，一口一个妈你歇着。她说那一年孩子十来岁，扛得比大人还欢。 纸箱里装着衣架、铁架、塑料布、暖水瓶。三轮车拉了两趟。徐大勇抱一个小的，上台阶时箱子挡住眼睛，他用下巴顶着。母亲要接，他不给。汗从鬓角流下来，棉袄敞着怀。 徐大勇说那时候我觉得好高兴，我觉得母亲终于不用再受罪了。 店面不大，墙上钉了一排钉子，挂衣服。门口放一张旧桌子，徐大勇在那写作业。冬天玻璃门关上，风进不来。母亲在货架前理衣服，衣架碰得响。外面下雪，玻璃上蒙白雾，他用手背擦一块。 她说她后来跟人说，开店苦不苦？苦。可是孩子说有店面了的时候那个高兴劲儿，值。 她说这话时坐在小凳上，面前一摞叠好的毛衣。她拿起一件，抖开，又叠上。徐大勇在柜台后写作业，笔尖沙沙响。卷帘门拉下一半，外面有自行车铃。她把叠好的毛衣码齐，用绳子捆好，放到货架最上层。灯是黄的，照在衣服上。

她摆摊第十年的时候丈夫去世了。丈夫是心脏病，走得很突然。前一天还好好的，吃了饭就睡下再没起来。 头天傍晚他还坐在院里的小凳上择韭菜，择完把黄叶拢成一堆，拿簸箕撮出去。锅里炖着白菜豆腐，电视放在窗台上，天气预报说到后半夜有风。他吃完饭把碗摞在水池边，说有点困，先睡。她收完晾在绳上的衣裳进屋，听见他打鼾，跟平常一样。 她说她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店里理货，手里的衣裳掉地上了她都没捡。她是跑回去的，一路上腿是软的。 那天上午进了一批秋装，塑料袋一捆一捆堆在柜台后头，她正弯腰把码数分开，柜台上的电话响了。那边说得急，她只听见快回来。手里的衣裳掉在地上，衣架磕着瓷砖，弹了一下。她没顾上锁门，卷帘门往下一带就往外跑。巷口的早点摊还没收，油锅冒着烟，她绕着走，过马路时差点撞上一辆三轮车。她后来记得那条路不长，那天怎么跑都跑不到头。 出殡那天下着雨，街上几个老主顾都来了，门口站了一排。她说那天她才知道，这些年攒下的不光是钱。 雨从凌晨下起，巷子口积了水，花圈靠在墙边，纸被淋得发软。有人穿着雨衣，有人打着伞，伞沿往下滴水，在门槛前站成一排。她给人递烟，手抖，火柴划了两根才着。礼金记在一个软皮本上，字写得斜，纸角被雨洇开。谁家孩子上学她送过衣裳，谁家老人改过裤脚，名字都在上头。 她接到电话赶回家，到家的时候丈夫已经咽气了。她跪在丈夫床边，心里空了一大块。 她推门进去，屋里静，床头摆着他的搪瓷缸，缸底一层茶锈。她摸到他的手，已经凉了。她跪在床边，膝盖磕在水泥地上，心里空了一大块。 她说她跪在那儿，脑子里空空的，就一个念头，这个家以后咋转。 外屋的钟走得很响，她听得分明。她看见床底下摆着他常穿的那双黑布鞋，鞋尖朝里，鞋帮上沾着干了的泥。她没哭出声，眼泪掉在手背上，拿袖子擦，越擦越多。 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在院里坐到后半夜。坐到后来她起来把丈夫的衣裳叠好收进箱子，第二天照常开了门。 院里晾衣绳上还挂着他一件蓝布褂子，风一吹，袖子碰着铁丝响。她起来把衣裳收下来，叠好，袖口磨破的地方朝里折。箱子是结婚时带的樟木箱，盖子一合，有股樟脑味。她洗了把脸，烧了壶水，给女儿煮了个鸡蛋，天没亮透就去推店门。 丈夫走了以后她一个人带着女儿。女儿那时候十三岁，正在上初中。她说女儿比我坚强，丈夫走了以后女儿一句话没说，继续上学继续写作业。 早晨五点半她起来热饭，饭盒里装头天晚上的菜。女儿背着书包出门，不说多余话。晚上她关店回来，女儿在桌前写作业，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响。有一回老师让填家长姓名，女儿在父亲那一栏停了停，最后写了他的名字，没问她。 她说她那年把店照常开着，开店的钟点一天没变过。她说日子不能停，一停，娘儿俩就都垮了。 早上七点开门，晚上九点关。夏天电扇摆在门口，冬天炉子搁在脚边。有人劝她歇两天，她摇头，说货压着，房租也到日子。她给人量尺寸，记在纸片上，剪刀咔嚓咔嚓响。 她说她最感激的就是女儿没问那句话。她说孩子懂事得让她心疼，晚上写作业，她关店回去多晚，屋里灯都亮着，等她。 女儿放学先到店里，把书包放在收银台下面，趴在缝纫机边写作业。她在旁边给人改裤脚，缝纫机哒哒响。回去晚了，锅里留着饭，屋里灯都亮着，等她。 她说那时候她最怕的就是女儿问：「妈妈，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。」 她夜里想过怎么答，想了几种，越想越怕。有时女儿作业本摊开，她站在后头看，怕她抬头。 女儿没问那句话。但有一次女儿问：「妈妈我们以后怎么办。」 那天晚上她正往锅里下面条，水开了，白汽扑上来。女儿站在灶台边，手里拿着碗，问得很轻。 她说：「以后你妈在，妈带你。」 她把面条捞进碗里，给女儿那碗多卧了一个鸡蛋。女儿低头吃，吃完把碗洗了，回屋写作业。她站在灶台前，把火关小，听见女儿翻书页的声音。

妈妈，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。

女儿考上大学那年她的服装店做大了。 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送到店里的。那天她正蹲着拆货，听见外面有人喊。她把通知书压在柜台玻璃板底下。 她从八平米扩到了二十平米，然后又扩到了四十平米。店里的衣服从几十件变成了几百件。 第一次扩的是隔壁那间，原来卖鞋。打通那面墙来了两个工人，抡大锤，砸一下一个白印，第三下才见坑。白灰扑簌簌往下掉，她戴着口罩还是呛得咳。邻居围过来看，她说是要往大了开。后来又把再隔壁租下来，原来是个裁缝铺。货架是找人打的，松木，刷了清漆，钉在墙上。 她说她扩店那年整条街都看着，八平米变四十平米，砸墙那天邻居都过来看热闹。她说砸出来的墙灰扫了三筐。 扩完店她买了面大镜子。以前在八平米里只能照半截身子，现在试衣服的人能看见全身。 她说那时候她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亲自出摊了。她雇了一个店员，店员负责看店、卖衣服、招呼客人。她负责进货、管账、看店。 店员是经人介绍来的，刚嫁过来。来的时候穿一件碎花衬衫，圆脸，说话细声细气。她问做过什么，那媳妇说在家做饭下地。她说慢慢学。 她雇的第一个店员是个刚出嫁的年轻媳妇，手脚麻利，就是记性差，常把价记混。她弄了个小本子，把价目抄上，挂在柜台里头。 本子是学生用的田字格本，圆珠笔写的：棉袄一百二，毛衣八十五。用细绳拴在柜台里侧的钉子上，有人问价就低头看一眼。 她说我当老板娘的日子比当摊贩的日子强多了。 冬天不用站在街边，店里有电暖器，小太阳搁在柜台底下烤脚。以前摆摊脚底板冻得跟木板一样。 她说她当老板娘第一年，给自己买了件呢子大衣。她说穿了半辈子卖的衣服，头一回给自己置了件贵的。 大衣是百货大楼三楼买的，驼色，翻领。她试的时候在镜子前站了很久，转了两圈，袖子长短刚好。看了价签，四百八，咬了咬牙买了。 她说做老板最难的不是卖货，是管人。她说店员有时候偷懒，有时候不细心。你要管她，但又不能太严格。太严格了她不干了，不严格了她就散漫了。 有一回她进店，看见店员坐在凳子上低头，一个客人在门口探了探头就走了。她没当场说什么。晚上收工的时候她说，明天开始十点之前把地拖了。店员说好。 她说她店里那个店员后来跟了她十几年，处得跟亲戚一样。店员家里有事，她让人走，工资照发。她说她这样做，人家心里有杆秤。 店员家里有事那年，请了半个月假。她一个人看店，早上八点开门，晚上九点关。月底店员说扣工资吧，她说不用，家里的事要紧。 她后来学了怎么管人。她说管人跟做衣服一样，合不合身要看人。有些人你压一压她就干了，有些人你夸一夸她就干了。 店员是夸一夸的那种。早上她说一句今天的裙子叠得整齐，店员一天都干得起劲。来了新款，她让店员先挑一件穿在身上。 她说她后来把进货的活儿带着店员一起干。她说带人不能光看着，得让跟着走一趟，走过的路人家才记得住。 去进货要赶凌晨四点半的车，她三点半起来，煮两个鸡蛋揣兜里。批发市场过道窄，人挤人。她的手在货架上一件件翻，摸料子，看针脚。她跟店员说，你看这件领子，走线歪了，这种不要。

她的服装店开了二十六年，周围的邻居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有卖菜的、卖水果的、卖杂货的、卖早餐的。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。 店门口这条街不宽，两边铺子门对门。早上六点多，卖菜的先把三轮车横过来，车斗里码着青菜，菜叶上挂着水，水顺着车板往下滴。卖水果的把纸箱摞在台阶上。杂货店把塑料盆、拖把一捆一捆挂到门外。何雪梅拉开卷帘门，铁皮哗啦一声卷上去，再咣当一下卡住。 她说她店旁边那个卖早餐的，油条炸得好，两口子起得比她还早。两家门挨着门开了十几年，她早上没胃口，人家天天给她留一根油条。 炸油条的男人套着蓝布袖套，拿一双长筷子在油锅里翻。女人在案板上切剂子，两个叠一起，筷子一压，捏住两头一抻，顺进锅里。起锅控了油，拿一张旧报纸一裹，搁到她店门口的窗台上，报纸上的字很快被油洇模糊。 她说她店对面第一家开了二十年。对面那个店老板姓赵，跟她差不多大。两个人认识二十年了，平时互相帮个忙，谁不在店里了互相看一眼。 赵老板的店门口总堆着纸箱，用塑料绳捆着。他坐在门框边那把折叠椅上，夏天扇蒲扇，冬天把手插进袖筒。何雪梅在店里理货，一抬头就能看见。他那边来了客人，她有空就帮着招呼一声，说赵老板在后头。 她说她俩还有个习惯，谁先开门，帮对方把门口扫了。她说这条街上的生意人，客气都在这些小事里。 扫帚是竹枝扎的，用久了前头秃了一截。头天晚上丢的塑料袋、烟盒、菜叶子都往墙角卷。谁先到，先扫净自家门口，再顺手往对面扫两下，扫到交界的地方，多扫一步，把一堆垃圾拢到路边。 赵老板说桂芳你这店开了多少年了。她说二十六年了。赵老板说真厉害。她说没什么，就是每天开门，有人来就卖。 赵老板问这话的时候站在她店门口，手里端着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。她正把一摞毛衣往架子上码，毛衣刚拆包，还带着塑料味。她一件一件挂好，袖子朝一个方向。赵老板说真厉害，她笑了一下，手上没停。 她说她和赵老板之间有个默契，谁家的货搬不动了，喊一嗓子就行。有一年她生病住院几天，赵老板天天帮她看着店门，一分钱没让她操心。 进货的时候，货车停在街口，司机把箱子往下扔。一箱衣服几十斤，她一个人搬不动，就站到门口喊一声老赵。两个人一人抬一头，上台阶的时候数着一二三。她住院那几天，店门锁着，赵老板早上开门时把她的卷帘门看一眼，晚上收摊再拉一下。她出院回来，柜台上的灰被人擦过，钥匙还在老地方。 赵老板说你赚不赚钱。她说赚点。赵老板说现在不比以前了。她说对，现在不比以前了，比以前难了。 这话是傍晚说的。街上人少了，卖菜的收了摊，地上留着一摊一摊水印。赵老板蹲在自己门口，烟抽到一半，弹了弹烟灰。何雪梅坐在小凳子上点当天的货款，零钱压平整，一块的放一沓，五块的放一沓。她没抬头。 后来赵老板关了店，去儿子那里住了。临走的时候来跟她道别。赵老板说桂芳你要好好的。她说你也要好好的。 赵老板关店关了好几天。货架子拆了，铁架子拖到门口，捆成一捆等收废品的。抽屉里翻出旧账本、圆珠笔、一盒没拆封的图钉。最后一天，他把钥匙交给房东，站到何雪梅店门口，手里还攥着那把折叠椅。 赵老板走那天，两家的货都搬空了，门口空出一大块。她说她那天开着开着店，抬头一看对面空了，心里跟着空了一下。 对面那扇卷帘门拉到底，门上原来贴过一张红纸，写着电话号码，撕的时候没撕干净，留了半个字。地上剩着几根塑料绳、一块泡沫板，风一吹就往这边滚。何雪梅拿着扫帚出去，扫到对面门口，扫了两下，停住了。 后来对面租出去了，新来的做奶茶生意，年轻人多，音乐放得响。她说吵是吵点，街上有声气，比空着强。 奶茶店装修了十几天，电钻声从早响到晚。装好以后，门口多了一块黑板，用彩粉笔写着今日推荐。几个穿校服的孩子围在那儿，一人捧一个塑料杯，杯子外头凝着水珠。封口机一压，咔嗒一声，甜味从门里飘出来。

她关了店。关店的那天她站在店门口，看着店里的衣服，一柜一柜的，全是她的衣服。 那天是阴天，上午十点来钟，街上没什么人。她把卷帘门推到顶，门口的光横着照进来，落在最外一排衣架上。铁衣架挨着挂，毛衣是灰的和驼的。她没急着进去，手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。屋里有樟脑丸的味道，混着旧塑料和挂烫机里剩下来的水汽。柜台上的计算器盖了一层薄灰，旁边是记货的小本子和一支记号笔。 她说她那天把店里的衣服翻检了一遍，有几件压箱底的老货，还是早些年的样式。她说这些不卖了，留着看。 老货里有一件枣红的呢子大衣，肩线宽，扣子大，是头几年进的一批。她把大衣抖开，用手把下摆抹平，又折好，放进柜台底下的纸箱里。还有几条灯芯绒裤子，裤脚上贴着早年的价签，字是她自己写的。她拿抹布把柜子上层擦了两遍，把没卖完的夏装打成一捆，按尺码摞在墙角。 她儿子徐大勇来帮她收拾。徐大勇说妈你怎么要关店。她说我老了，管不动了。 徐大勇把衣架一串串取下来，铁钩磕在一起，叮叮当当的。他问剩下的这些怎么办。她说先放着。他说放着占地方。她说占着吧。他就不问了，蹲下去捆纸箱，胶带扯得响。 儿子问她关店的事，她说我老了，管不动了。她说她记得最早那三年天天赔，好日子都是后来一点一点熬出来的。 她说关店不是她不想干了，是身体不行了。眼睛花了，看衣服颜色看不准了。腿脚不行了，站久了腿疼。 她说她眼睛花是从认色开始的。人家问这是红是紫，她得眯着眼看半天。她说卖衣服的人认不准色，就跟开车的认不准路一样，该退了。 柜台上那副老花镜，镜腿松了，缠了一圈胶布。她早晨出门前把当天要穿的衣服拿到窗边看，还得叫徐大勇看一眼，问是深蓝还是黑。徐大勇说是黑，她才上身。 她跟儿子说以后这店你来管。儿子说妈你管了一辈子了，让我管我管得过来吗。她说你管得过来，我教过你的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徐大勇正把挂烫机的水倒进门口的排水沟。水是温的，淌出去还冒一点气。他把管子盘起来，问她本子写完了没有。 她说她把进货的门道教给儿子，哪家拿货、什么价、怎么验货，写了一个本子。她说她这个本子比存折金贵。 本子是软皮的，原先记账用的，前几页还夹着两张早年的送货单。她拿笔一笔一笔描，哪个市场几楼几号，谁家的货不走样，退换货找谁。字写得慢，笔画有点抖。 她说关店那天我把最后一件衣服挂好，锁了门。钥匙给了儿子，儿子接过去的时候说妈你放心。 最后一件挂在最里面，是件黑底碎花的衬衫。她把衣架转成朝里的方向，又把领子理平。拉卷帘门的时候她两手往下带，铁皮一节一节落，到底了咔一声。她拧钥匙，试了两下，门没动。 她说她锁了门走到街口又回头看了一回。卷帘门落着，上头贴的旧海报褪成了白色。她说看了这一眼，才算真关了。 街口有个卖烤红薯的推着车过去，铁皮桶上冒白烟，甜味飘出好远。风把海报吹起一角，又贴回去。她站了一会儿，才过的马路。 儿子后来把店重新开了张。头一个月她天天去店里坐着，不是不放心，是坐惯了。

关店以后她每天早上还是准时起来。天没大亮的时候她就醒了，醒了不赖床，穿上衣裳，把院门开一道缝。早上起来她在院子里扫扫地，然后坐下来织毛衣。 扫帚是竹枝扎的，扫过水泥地沙沙响。她先扫台阶，再扫墙根，落叶和尘土拢成一小堆，拿铁簸箕铲起来，倒进门边那只旧桶里。夏天扫完一身汗，冬天扫完手冻得发红，她进屋在暖气片上烤一烤，再搬个小凳坐到屋檐底下。 她说她织毛衣用的针还是当年店里送的赠品针，织了这么多年，针都磨得发亮。两根针，一头圆，一头尖，尖的那头原来有点毛刺，早被线磨平了。花样她不用看图，手上自己就会走。起针的时候她数一遍，数完再数一遍，数错了就拆，拆下来的线绕成团，下回再用。 她说她织毛衣的时候爱开着电视，电视里演啥她不看，就听个声。她说摆摊那时候也是，街上啥声都有，她心里才踏实。电视搁在对面的矮柜上，音量开在中间，新闻播完是连续剧，连续剧演完是广告，她也不换台。线团搁在膝盖边的布袋里，滚出去一截，她伸手拽回来，接着织。 她说我虽然不卖衣服了，但我还是喜欢衣服。我织毛衣的时候想：这件毛衣以后穿在我身上还是我外孙女身上。她把织了一半的毛衣提起来，对着窗户看，看针脚匀不匀，看腋下收得够不够。线是腈纶的，颜色挑的是枣红和深灰，她说耐脏，穿着也暖。 外孙女放学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扑过去看毛衣织到哪儿了。她说这丫头眼睛尖，嘴也甜。书包往沙发上一扔，人就到了跟前，手扒着毛衣，说姥姥这袖子长出来了。她说是长出来了。丫头又说这颜色好看。她说过年就能穿上。丫头就掰着手指头数还有多少天。 她说她织毛衣的速度慢了，一年织不了几件。她说不着急，慢慢织，毛衣这东西又不会跑。早上手指头发僵，要搓一会儿才活泛，一上午织不了几行。织错了就拆，拆了重织，也不恼。中午吃完饭睡一觉，起来接着织，太阳挪到西墙根，她就把凳子往里挪一挪。 她说她织毛衣的时候就想，当年她在街头摆摊的时候，第一件衣服卖出去的时候。那时候天刚亮，太阳还没出来，第一个顾客来买了一件红色的衬衫。摊子铺在街边，一块塑料布，衣服一件件码开。路灯还亮着，天边刚有一点白。 她说她记得那第一个顾客是个赶早集的媳妇，买了衬衫，犹豫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掏了钱。媳妇把衬衫翻过来看领子，看扣子，又对着自己身上比了比，问多少钱。她说二十五。媳妇把手揣进兜里，捏着钱没动，眼睛又回到那件衬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手从兜里出来，钱递了过来。她说她找零的时候手都是抖的，不是怕，是高兴。 她说她现在织的毛衣比那时候一件衬衫贵多了。可她说那个高兴是一样的，头一回卖东西挣到钱的高兴，后来多少回都没盖过去。眼下买一团线就要几十块，织一件毛衣光材料钱就顶那时候好几件衬衫，她送人一件，人家说谢谢，她也高兴，可那高兴是另一码事。 她说她卖了二十五块，赚了二十块。那时候二十块钱能买好多东西。她说那件衬衫是从批发市场进的，进价五块，她翻了一倍卖出去。 说完她低下头，接着织。两根针碰在一起，嗒，嗒，一下，一下。

她外孙女现在五岁了，在镇上上幼儿园。外孙女长得跟她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眼睛大大的，头发黑黑的。 孩子生在八月，抱出来那天眼睛就睁着，黑眼珠圆圆的，不看人，只看头顶的灯。街坊来看，都说这眉眼随外婆。她拿手比了比孩子的脸，说像，是像。 她说她每天送外孙女去幼儿园，来回走二十分钟。外孙女在路上数电线杆，一根一根数，数到幼儿园门口正好十二根。 早上七点二十出门，有雾的时候电线杆看着比平时近。孩子背一个小书包，走到第三根就松开她的手，自己往前跑两步，回头问数到几了。有一根杆子底下堆着碎砖，孩子绕着走，嘴里那个数就断了，得退回去重新数。第一根上停过麻雀，孩子记住了，每回走到那儿都抬头看一眼。数到第十二根，幼儿园的大门开着，里面在放广播操的音乐。 她说她小时候可没这个条件，毛衣都是捡姐姐们穿小的。 姐姐们穿小的毛衣落到她身上，袖子长出一截，她娘把袖口往里缝一道，缝了拆，拆了缝。颜色是洗得发灰的绿，领口松了，冬天的风从领口往下灌。她十来岁自己会补，针脚歪歪扭扭，补丁摞在肘子上。后来她娘教她起针，教她分袖，教她把线头藏进针脚里。 外孙女说外婆外婆你给我织一件毛衣吧。她说行，外婆给你织。 那天下午孩子从幼儿园回来，外套一脱扔在沙发上，翻她的针线筐。筐里有几团剩线，四根竹针，有一根弯过，她用砂纸磨直了。孩子把竹针举起来，说外婆你会织毛衣。她说会。孩子就说外婆外婆你给我织一件毛衣吧。 她说嘴上答应得痛快，其实心里早想织了，就等着外孙女开口。 头一年冬天她就动过这个念头。路过镇上那家毛线店，进去摸过线，摸完又出来，怕织出来孩子不穿，压箱底。孩子开口那天晚上，她把针线筐翻出来，坐在灯下把线团一只一只解开，看清哪一团够织一件。 她说她给外孙女织了第一件毛衣，是一件蓝色的，配白色花边的。织完了以后给外孙女穿上，外孙女在镜子前转了三圈。 第二天她去了毛线店，称了四两半蓝线，又添一两白线配花边。回来先把线绕成团，在温水里过一遍，挂在院里竹竿上晾。蓝水顺着线往下滴，滴在水泥地上，晾到下午干透，线比先前软。起针那天她数了三遍，起了八十四针，先织身子，后挑袖子。 她说她织那件毛衣用了一个月，白天织晚上织，织错了拆过两回。她说给自家孩子织的，比给谁织的都上心。 第一回拆是领口起小了，孩子的头套不进去，硬套一下，卡在耳朵那儿。她当天晚上全拆了，重新起九十二针。第二回是织到分袖的地方，前后片差了四针，穿上有点歪，肩膀一边高一边低。她把袖子拆到腋下重来。晚上电视开着，她不看，只听声音，手上不停。 她说织到袖口的时候，外孙女天天来量胳膊，看长没长出来。她说这丫头等毛衣，比等过年还急。 孩子把袖子套到胳膊上，一直套到肩膀，两只手举起来让她看。她说还差一截。孩子说昨天也差一截。她说昨天差三指，今天差两指。孩子就跑去量自己的手指头，看一指有多长。 外孙女说外婆你织得太好看了。 花边钩完那天是腊月，白的，一行短针，一行狗牙，压在蓝边上。 外孙女穿着毛衣去幼儿园，回来跟她说，老师夸了，小朋友也夸了。她说那几天外孙女出门都要把毛衣抚平了才走。 走到门口，孩子自己用手把胸前那块抹平，把下摆往下拽一拽。路上有风，她也不缩脖子。走到第十一根电线杆，孩子不数了，说外婆我要给小朋友看我的毛衣。 她说外孙女管那件毛衣叫外婆牌，幼儿园里有小朋友也想要。她说不换，就一件。 有一回放学，孩子说班上一个小姑娘摸了摸她的袖子，说软。孩子把袖子递过去让人摸，摸完自己又摸了摸，回来跟她说，外婆你摸摸，软不软。她把手指按在针脚上，说软。 她说织毛衣的手艺是她娘教的，她娘织的毛衣针脚比她还密。她说她没本事传给外孙女了，这丫头坐不住三分钟。 她教过孩子拿针，孩子捏着竹针戳了两下，说手酸，跑去玩了。 她说不是外婆织得好，是你长得好看。 孩子听了，笑，露出上面缺了一颗的门牙。

她家里有一张老照片，是二十多年前拍的。照片里她穿着当时最流行的那种夹克，站在她的第一家店门口，笑得特别开心。 照片是三寸的，压在一层薄膜底下，边角卷起来又压平过。她把它夹在一本旧相册里，相册的塑料页粘在一起，翻的时候要用指甲一点一点抠开。有时候她拿出来搁在膝盖上看，看完不马上收，等去灶上把火关了，再回来放回原来的格子。 她说照片是开张那天邻居帮着拍的。那天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夹克的扣子都扣到最上头一颗。她说那天她笑得眼睛都找不着了。 那件夹克是亮面的，肩膀垫得高，枣红色。头一天晚上她从柜子最底下翻出来，挂在门后，第二天穿的时候衣领上还带着樟脑丸的味。头发是前一天下午在巷口烫的，烫完顶着塑料帽走回来，一路上怕风吹散了，头都不敢乱转。 她那天还买了挂鞭，噼里啪啦放了一挂，纸屑红红地铺了一地。她说她没扫，让红纸屑在门口铺了一天。 鞭是前一天傍晚在杂货铺买的，一挂一百响，报纸裹着拎回来。放的时候她站在门里头，手捂着耳朵，等人声和炮声都停了才出去看。门口的水泥地上落了一层红，有的纸屑卷着，有的贴在返潮的地上，鞋底一踩就粘。 那时候儿子还小，蹲在门口捡没炸开的鞭炮。她说她一回头看见，又想笑又想哭。后来那些鞭炮儿子用小盒子装着，攒了满满一抽屉。 儿子的棉袄是旧的，蹲下去后襟拖在地上蹭了一层灰。他捡一个往兜里揣一个，兜鼓出一块，走路的时候用手按着。她喊他别捡了，他不听，说留着过年放。 她说这张照片我一直留着。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那天。那天她刚开门，门上的牌匾上写着「桂芳服装」四个字。 店门是两扇玻璃的，前些天玻璃上糊过报纸，撕下来门框上还留着浆糊的白印子。门把手是新换的，黄铜的，摸上去凉。 她说她请人写字那天，写字的先生问她要啥样的，她说要喜庆的。先生提笔就写，她说字一挂上去，来往的人都看，她站在门口，觉得腰杆都直了。 先生住在隔壁街，堂屋里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摊着毡子、砚台、两支笔。她在旁边站着看，先生一笔一笔写下去，桂芳两个字小一点，服装两个字大一点，写完拎起来对着窗户吹墨。牌匾是块薄木板，拿到板材店锯的，锯口不算齐，一边多出一小条。 她说开张头一天卖了多少件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晚上数钱数到半夜。丈夫说睡吧明天再数，她偏要再数一遍。 钱有整有零，五块的、一块的，还有几张毛票。她按面额分开，用皮筋捆上，放在枕头底下。屋里的灯泡是十五瓦的，昏黄，数到眼睛发花，她就凑到灯底下去看。 她说那四个字是我请人写的，花了我五块钱。五块钱在当年不是小钱。 那五块钱，是她在摊上卖好几件衣服才能挣出来的数。 她说那五块钱花得值。牌子挂了好些年，搬家换店她都拆下来带着。她说别的都能换，这块牌子不换。 搬家那天她让丈夫先摘牌子，再搬别的。牌子用旧床单裹着，捆了两道绳，压在车斗最底下，上头才码货。到了新店，她先用湿布把灰擦净，擦完举起来对着门框比了比，还是挂原来那个高度。 她说她后来进了好看的衣架，把店里挂得整整齐齐。 衣架是塑料的，白的黑的两样，一批进了两百个，装在一个纸箱子里，箱子上印着厂家的地址。她把衣服按颜色排，浅的挂前头，深的挂后头，中间留出一臂宽的过道。 她说衣服得住得整齐，来的人看着才舒坦。

桂芳服装

她关店以后偶尔会回那条老街转一转。老街还是那条老街，但跟二十多年前不一样了。 她一般是上午去。九点多钟，太阳从东边斜过来，落在街北那排招牌上，字都是新做的，一路亮过去。她坐两站公交，在路口下车，往南走。从前路口有个卖豆浆的，现在是一家药店，门口摆着一台电子秤。 她说她那家店的门脸还在，只是换成了卖奶茶的，里头装修得花花绿绿。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人家小姑娘问她喝点啥，她笑了，说我看看就走。 门脸还是那个宽度，卷帘门换成了玻璃的，玻璃上贴着一排小圆片，草莓、柠檬、葡萄。玻璃擦得干净，能照见人。小姑娘从柜台后头探出半个身子，头上扣着纸帽子，又问她一遍。她把手从兜里抽出来摆了摆。脚底下那两块地砖还是旧的，颜色比旁边深，她原先就站在这块砖上招呼客人，一天下来脚底板疼。 她说她家原来店门口那棵树还在，粗了一圈。她说树倒是一直没挪窝。 她走过去伸手碰了碰树皮，糙的，凉的，指头搁上去能摸出纹路。树干上有一道旧疤。当年她在这树上钉过两根钉子，扯一根尼龙绳横过去，衣服挂在绳上，风一吹，一排袖子都往一边倒。钉子后来起掉了，眼儿慢慢长住，只留下两个鼓起来的小疙瘩。树根把底下的砖顶起来一圈，那些砖是新铺的，灰的，棱角还硬。 老街两边的店全换了。原来卖服装的变成了卖手机的，原来卖杂货的变成了卖奶茶的。老街还是那条老街，但老街已经不是当年的老街了。 街面比从前平整，早些年铺的水泥板翻了，换成方砖，走路不硌脚。路灯也换了，从前那几根铁皮杆子贴满小广告，现在是黑的方柱子，隔十来米一根。她一路走过去，耳朵里都是音乐，各家门口的小喇叭唱着不一样的调，谁也不让谁。 她说她认得的老街坊，剩下的没几家了。卖菜的老孙不在了，修鞋的摊子也没了。她走一段就能想起这儿原来是谁家的店。 过第二个巷口，她想起这儿原先是个理发店，门口转着一个红蓝白的东西。再往前是早点摊，油条下锅的声音能传半条街。她那时候五点多起来进货，回回从这儿过，有时候买两根油条，用报纸包着，边走边吃，油渗到纸外面，手上都是。 她说她有时候在老街上碰见当年买衣服的老主顾，老太太们了，拉着手说半天话。人家说桂芳你现在享福了，她说享啥福，就是闲了。 碰见的时候两个人都站着，就在人行道上，手拉着手。对方问她住哪儿，问她姑娘在哪儿上班，腿还疼不疼，问完了又倒回前头问。她一句一句答。太阳挪过来，两个人往墙根底下挪一步，再挪一步。 她说这条街我走了二十六年了，现在走了还是这条路，但走的人不一样了。 二十六年前她头一回来这条街，是推着一辆借来的三轮，车斗里一卷塑料布、两根竹竿、一捆绳子，还有两个编织袋，装的全是衣服。她在街尾找了块空地，把塑料布铺开，四角压上砖头。那天有风，塑料布鼓起来，她拿竹竿压住一头，蹲下去抻另一头，抻了三回才铺平。 她说她现在去买菜都绕到老街走一趟，也不为买啥，就是走走。她说走一趟，一天心里都安生。 菜市场在东边，出了门往西拐才上老街，多走七八分钟。她手里拎着塑料袋，袋口勒着两根手指，走到街口就放慢。袋子里有时候装的是豆腐和小白菜，凉丝丝地贴着腿。 她说她那天在老街走了一个来回，走得慢。她说以前背着货赶路，现在空着手，才把街看清楚。 走慢了才看见，屋檐底下有燕子窝，街中间那段路有点鼓，有家店门口摆着两盆绿萝，叶子擦得发亮。从前她一次也没抬头看过屋檐。 她说她有时候在原来店门口站一站，奶茶店的小姑娘还认得她，喊她何奶奶，请她喝过一回奶茶。她说甜得很，她喝了半杯。 那杯奶茶是热的，隔着杯子能感觉到温度，杯壁上凝着水珠，滑下来一道。珍珠咬在嘴里，是弹的。她站在门口喝，小姑娘在里头忙着打单子，纸一卷一卷往外吐。 她说关店那年老街上还有五六家老店，去年听说又关了两家。她说街就是这样，一茬一茬的，来了走，走了来。

何雪梅坐在老屋堂屋门口的小竹凳上，膝头摊着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，竹针在手指间一进一出。外头太阳偏西，照到门槛上，毛线团在篮子里滚了一下，停住。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感悟就是：人这一辈子，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到老。卖衣服这件事很简单，但你要做到老，就得有心、有手、有眼力。缺一样都不行。 她低头数了数针，嘴里没出声。早年在摊子上，手就是尺。客人往跟前一站，她扫一眼肩宽，伸手从垛子上抽一件，抖开，往人身上一比，大小差不多。衣裳叠在塑料布上，按码数从大到小码成一摞，最上面压一块砖，风大也掀不起来。眼睛还得看人，看人先看脚，脚上穿得干净不干净，大概知道舍不舍得花钱。心要记，谁拿过哪件，谁说过明天再来，都得记住。 她说她年轻时候觉得有心有手有眼力难，现在回头一看，难的不是这三样，是天天干。天冷也得开门，心情不好也得开门，开门开到不用看日历就知道今天逢集。 逢集那天，天不亮就得起。冬天最难受，棉鞋里套两双袜子，站到半晌，脚还是木的。她记得有一年腊月，收摊时脚冻得没知觉，扶着车子走回家，用热水泡了半天才缓过来。第二天早上，她还是把塑料布卷好，绳子一捆，照样出摊。这些她没跟外孙女说过。 她说她现在还是习惯早上摸一遍天气预报，晴天就心情好。她说这不怪她，晴天摆过二十年摊的人，见了太阳就踏实。 早上起来，她先摸手机，按亮，看那个小太阳。晴天，她就把窗子推开，把被褥搭出去晒。阴天，她也开门，只是动作慢些。太阳照在院子里，晒得水泥地发白，她看着就想起从前摊子上的衣裳，一件件挂起来，布面被光照得发亮。 她说她干了一辈子，从街头摆摊到开大店，最大的变化不是店大了，是人老了。人老了以后就不想折腾了，就想静静地过日子。 现在她一天做三顿饭，扫一遍地，剩下的时间就织毛衣。线是女儿买回来的，颜色不鲜，她说耐脏。织错了就拆，拆下来的线弯弯绕绕，她拿水喷一喷，晾直了再用。 她说她现在不怎么上街买衣服了，穿的都是自己织的。她说她这辈子跟衣裳打交道，老了老了，衣裳跟她也没散。 她织毛衣不画样子，起多少针在心里。领口留几针，袖子挑几针，收口的时候松一点，穿着不勒。外孙女嫌样式老，她就拆了重织，加了两个口袋，口袋边用别的线钩一道边。外孙女穿上去，她伸手抻抻下摆，看长短。 她说女儿劝她别再惦记生意上的事。她说她也不惦记了，就是有时候夜里做梦，还梦见摊子前头排队。她说梦里她还喊价，喊得可响了。 女儿收拾碗筷的时候说，年纪大了，少操那些心。她嗯一声，把碗摞好。夜里醒了，窗外有狗叫，她嘴里还含着半句价，像是刚喊完，又像是没喊出去。她翻个身，接着睡。 她说她把当年的老账本收在柜子顶上，偶尔翻翻。她说账上的数早不值一提了，可她翻着翻着就笑了。 柜子高，她搬个小凳子，踮脚够下来。账本皮子发脆，一翻掉渣。里面是铅笔字，某村，三件衬衣，两件裤子，欠多少，哪天还。有的名字后面画了圈，是还清了。有的没画，她也想不起是谁。她坐在凳子上翻，翻到一页，边上写着“雪梅自己穿”，她笑了一下，把本子合上，又放回柜顶。 她说前一阵子镇上搞集市，她去逛了一圈，看了看年轻人的摊子。她说摆法跟她当年两样了，收钱都使手机。她看了一上午，没买啥，心里高兴。 年轻人的摊子支着铁架子，衣裳挂得密，中间拉一根线，夹着小灯。有人问价，摆摊的不喊，拿手机扫一下，听见那个响，就把袋子递过去。她在旁边看，手没伸，看到一件小褂子，摸了摸料子，又放下。摆摊的年轻人问她要不要，她说看看。她看了一上午，太阳到头顶，才慢慢走回去。 她说她这辈子从村里走出来，从地摊干到店面。她现在跟外孙女说起来，外孙女听不太懂。她说不懂就不懂吧，她小时候也不懂她娘的辛苦。 外孙女放学回来，把书包往桌上一放，拿起手机看。她坐在门口织最后一只袖子，竹针碰着竹针，声音细碎。外头有人推车过去，轮子压过石板，咯噔一下。她抬眼看看天，又低下头，把线绕在手指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