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波与焊锡

刘师傅出生在湖南一个县城边上。屋后是稻田，田埂上立着电线杆，风一吹，电线呜呜响。家里父母都是普通农民，种了几亩地。他从小喜欢摆弄电器，家里有什么电器坏了都是他修。那台收音机木壳，蒙一层布。收音机不响了，他拆开看了看，发现是电池接触不良，擦一擦就好了。他用布角擦掉簧片上的绿锈，一拧旋钮，里面先沙沙响，随后有人说话。电视机花屏了，他拆开看了看，发现是高压包有问题，换了就好了。机壳里有股焦味，他拔了插头，换掉高压包，把线焊好。 他说他拆坏了家里一个半导体，挨了他爹一顿揍。他拆的时候扯断一根细线，装回去不响，父亲抬手就打。揍完了他爹又把半导体递给他，说你能修好吗。他蹲在门槛上鼓捣了一下午，真修响了。他没有烙铁，把线头扭在一起，用火柴烧掉漆皮，缠上胶布。天黑前，半导体响了，先是一阵戏曲，后来是天气预报。 他说那时候家里穷，电器坏了买新的买不起，都得修。一只电阻几分钱，也要等赶集时去问。他说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把电器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。他拆过手电筒、电铃、旧闹钟。拆开以后我发现原来里面全是线，全是我看不懂的零件。零件有铁芯、线圈、纸介电容，松香一烫，冒白烟。 那时候村里谁家电器坏了都来找他。有人提着收音机站在院门口喊他，他放下碗就跑。他书包里常年装着一把小螺丝刀，上课的时候都惦记着谁家的收音机还没修完。螺丝刀木柄缠着黑胶布，插在书包侧兜。 他十五岁那年去县城找了一个电器维修的铺子当学徒。去县城那天，他背一床薄被，走十五里路。铺子老板姓陈，四十多岁，在县城修电器修了二十年。铺子在南街，门口挂一块木牌，写着无线电修理。陈老板穿蓝布褂，手指甲缝里嵌着黑油，正修一台扩大机，头也没抬。他第一天去学徒的时候陈老板让他扫铺子、擦工具、整理零件。他说陈老板我来了就是想学修电器的。陈老板说你先把铺子扫干净再跟我说话。 他扫了一个星期的铺子。扫帚是竹枝扎的，扫起来呛人，他先洒水，再扫。头三天他每天扫，陈老板看着他扫完，啥也不说。第四天陈老板说行了，来跟我学。他说铺子里到处是灰，收音机壳子里头比外头还脏。待修的机器堆在木架上，壳子里积着灰和蜘蛛网。他扫了一星期地，顺手把几十台待修的机器外壳都擦了一遍。他用毛刷扫缝，用湿布擦壳，擦完摆回原位。陈老板第四天没让他扫地，直接把一台电风扇推到他跟前，说拆吧。扇叶上锈，螺丝槽滑了，他拆到下午，手上全是黑油。 学修电器第一节课是认零件。陈老板拿一块旧板，指一个说一个。电阻、电容、二极管、三极管、变压器，一个一个认。他说这些东西看着都一样，但名字不一样、作用不一样。电阻上有色环，电容有正负，二极管有白环，三极管三个脚。你得认清楚了才敢动。陈老板说认不清就别焊，焊反了要烧机器。他说他认零件用的是笨办法，把陈老板柜子里的旧板子一块一块拆下来，拆了装，装了拆。烙铁烫化锡，锡珠滚到桌上，拆下的零件按脚位插回。晚上躺在铺子里闭着眼，脑子里全是绿油油的电路板。 陈老板教他用电烙铁。陈老板先教他拿烙铁，像拿毛笔，手腕靠住桌沿。电烙铁烫手，他第一次拿电烙铁焊锡的时候手被烫了一下，红了一大块。他手抖，烙铁头碰到虎口，滋一声，皮肉发白，随后红。陈老板说电烙铁这东西你怕它它就欺负你，你不怕它它就不咬你。陈老板抓住他手腕，说别缩，缩了更烫。他手上那块烫红的印子过了好久才褪。他用布条缠上，继续练，焊点从一坨变成一滴。后来他拿烙铁稳得很，他说不是不怕烫了，是知道什么时候会烫。

那两年半他睡在陈老板铺子的里间，一张竹床，床底下塞着纸箱，纸箱里是拆下来的旧电容和变压器。早上他把卷帘门推上去，先扫地，再给烙铁插上电。陈老板修活，他站在旁边看，看完自己拆一台坏的练手。收音机的后盖一打开，里面一层灰，他拿毛刷把灰扫到报纸上，再拿万用表一支一支地量。量到哪一支不对，就把那一支换下来。有时候一台机器量一上午量不出毛病，陈老板也不催，蹲在门口抽烟，抽完了回来说一句，再量量电源。到了第二年，陈老板把活交给他做，自己坐在一边看，看他焊完一个点，才说焊锡多了。 那年冬天铺子里生着煤炉，炉子上坐着一壶水，壶嘴冒着白气。陈老板从柜子底下拖出一个帆布包，包上落着灰，他把灰在裤子上拍掉，拉开拉链，里面是一把烙铁、两支螺丝刀、一把尖嘴钳、一只万用表，还有一卷用掉一半的焊锡丝。他学了两年半以后出师了。出师那天陈老板给了他一套工具，一套他用了几十年的工具。陈老板说这些工具跟了我三十年，现在给你了，你好好干。他接过工具的时候手在抖。陈老板说怕什么，修电器又不是上战场。他说不是怕，是高兴。 那套工具他后来一直用着，烙铁头换了好几个，螺丝刀的把都磨白了。烙铁头用久了会氧化，挂不上锡，他拿砂纸磨，磨到露出铜色，在松香上蘸一下重新上锡。磨到实在短了，就去五金店买一支换上。螺丝刀的木头把上原有一层清漆，他天天握，握了几年握没了，木头泛白，起了一层细毛刺，他拿刀片刮过一次。他说工具老得慢，人老得快。 出师以后他自己开了个小铺子，在县城一个菜市场旁边。他先在县城转了三天，菜市场旁边那条街人气旺，早上卖菜的、推板车的都从那儿过。街口有一间门面空着，门板上贴着一张招租的纸，写着一个月六十块。他进去看了两回，第二回就把钱交了。 铺子不大，十来平米，里面堆满了各种电器和零件。他找来一个旧货架靠墙立着，一格放电风扇，一格放电饭锅，最下面一格放拆下来的电机和线圈。零件装在纸盒里，盒盖上用圆珠笔写着电容、电阻、二极管。墙角摆着一台旧风扇，转着，吹得墙上挂历的一角翻来翻去。 门口挂着一块木板，上面用红漆写着「刘记修理」四个字，漆掉了大半，但方圆几里的人都知道。 木板是从菜市场后头捡的，原来是装苹果的木箱盖，他拿砂纸把毛边磨平，又借了把刷子。他说招牌上的红漆是自己刷的，刷的时候手一抖，记字淌了一道。他想着以后赚了钱再重刷一块，结果一直没刷，牌子旧了，人也熟了。 头一个月他几乎没活干。他每天八点开门，先把门口的凳子摆出去，再给烙铁插上电。他说我开了一个月的店，就修了一台电风扇，挣了二十块钱。那是一台落地扇，插上电不转，他拆开一看，是启动电容坏了，换上一只同规格的，装回去，扇叶转起来。他坐在铺子里看着那二十块钱，想着陈老板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。 他那一个月天天开门。没人来修，他就坐在门口看街上，看谁家搬家、谁家买了新电视。有人骑着自行车驮一台电视机从街口过去，车把晃了一下，他站起来看了一眼，又坐回去。他说开门不是为了等活，是让人知道这儿有个修电器的。 后来活慢慢多了。一个老客户帮他宣传，说这小伙子手艺不错，修电器找我刘师傅准没错。那人先拿来一台收音机，调台的旋钮涩得转不动，他拆开，把拉线重新绕过滑轮，滴了两滴缝纫机油，转起来轻了。过了几天，那人又拎来一台电饭锅。一个月以后他一天能修三四个电器，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。 他修东西有个规矩，能修好的收半价也修，修不好的当场说修不好，不收人家白跑的钱。修不好的东西，他把后盖拧回去，电源线绕好，递到人手里，说这个修不了，你再问问别家。他说规矩立住了，人就来了。

刘记修理

那年他刚出师不久，铺子开在街口，门脸不大，一张工作台靠墙，台上摆着万用表、烙铁架、几把螺丝刀，墙角堆着拆下来的机壳。他第一次修的是黑白电视。那时候黑白电视还是主流，谁家电视坏了第一件事就是找修理的。他说黑白电视的毛病一般都在显像管和高压包上，这两个是黑白的命门。 他之前修的多是收音机，半导体、电子管都摸过。电视搬上工作台，比收音机沉，后盖一掀，里面空出一大块，显像管的玻璃尾巴缩在角落，高压线像一根粗绳盘着。 来人大多是把电视抱在怀里进来的，也有用自行车驮的，后座上垫一件旧衣服。电视搬进门，先搁在柜台边上，用手扶着，怕磕着角。他说那时候来修电视的，进门第一句话都是小心翼翼的，问能不能修好。他说你放这儿，明天来取。人家走的时候还要回头看他两眼。后来他明白了，那是全家晚上就指着这台电视。 到了晚上，一条街上的窗户里亮着几点白光。谁家有电视，邻居端着碗去看，屋里坐不下，就站在门口。他修好一台，那条街的晚上就多一个亮处。 他第一台修好的黑白电视是个老人家的。老人家说小伙子我的电视坏了，你能修吗。他说能修，您放这，我先看看。 那天下午，老人家穿一件灰布褂子，鞋帮上沾着泥，手里攥着一根麻绳。他帮着把电视抬上工作台，绳子解开，棉被一层层掀开。老人家那台电视搬来的时候是用棉被包着的，里三层外三层。他说从棉被裹成那样，他就知道这电视在人家心里的分量。 棉被是蓝底白花的，边角磨得发白。电视是十二寸的，木头壳子，屏幕上还蒙着一块布。布是旧衬衫剪的，边剪得齐。壳子上的漆掉了几块，旋钮上的字也模糊了。他问老人家电视怎么坏的，老人家说正看着，忽然就黑了，拍了两下也没用。 他把后盖的螺丝一颗颗拧下来，放在小盒里。拔掉电源，用螺丝刀给高压帽放电，啪的一声。里面一层灰，他用毛刷扫了扫。显像管尾巴上有个小帽，高压线从高压包出来，高压包的外壳发黄，有一处焦黑，闻着有烧糊的味。他拆开以后看了半天，发现是高压包坏了。高压包是个小零件，他拆了以后去找配件。找了半天在县城的五金市场找到一个，十五块钱。 他把旧高压包上的线一根根记下位置，画在一张纸上。新高压包引脚位置不太一样，他拿烙铁重新焊，锡丝化了，冒一股白烟。焊完又检查了一遍，才敢通电。通电时先听，没有打火声，再慢慢拧亮度旋钮。屏幕先是一条亮线，后来撑开，雪花点出来了。他换上了以后电视修好了，老人家试了一下，说修好了。他收老人家二十块钱。老人家说小伙子修得真好。 他是骑自行车去的，车座晒得烫手。市场是棚子搭的，电扇挂在梁上转，风也是热的。他出门前把旧高压包装进口袋，怕说不清型号。到了市场，先掏出来给人看。他一家一家问，有的老板正在吃饭，筷子一放，说没有。有的指一指货架，说现在都修收音机，谁还进这个。他说找配件那天太阳大，他把整个五金市场从头走到尾，问了一圈。人家一听是老电视的高压包，都摇头。最后是市场最里头一家库房翻出来的，老板说就剩这一个了，你还真找着了。 那天晚上回去，他把电视机的线路图又看了一遍。走在路上，觉得车链子响得都比平时轻。这是他独立修好的第一台电器，他高兴了好几天。 抽屉里原来放的是螺丝、垫圈、半卷松香。他把那张钱折了一下，塞在最里面。后来买配件、交房租，手紧过几回，都没动它。他有时拉开抽屉找东西，看见那张钱还在，就顺手把上面的螺丝拨到一边。他把那二十块钱单独放在抽屉里，放了好久没舍得花。他说不是钱金贵，是头一回觉得自己这门手艺能当饭吃。

他干了十五年以后生意越来越难做了。那时候电器越来越便宜了，一个电饭锅才七八十块，修一下收五十人家嫌贵。他的生意少了很多，有时候一天没有一个活。 铺子临街，卷帘门拉起来，屋里比外头暗。台面上摆着几个等修的电饭锅，锅盖敞着，露出底下的发热盘。他坐在小马扎上，用万用表量插头。上午进来一个人问修锅多少，他说五十。那人说商场里新的七十八，站了会儿就走了。下午来个拎电水壶的，说水开了不跳，换一片温控片，收十五。这天就这十五块。 他说修电饭锅的钱都不够电费的，收五十，人家在门口站着合计半天。他也不催，让人家合计。他说换我我也合计。 门口那人一只手拎着锅，另一只手在裤兜里摸出五十的票子，又塞回去，脚在地上蹭。他低头拆另一只锅，螺丝一颗颗卸下来，按大小排在铁盒盖上。那人问能不能便宜点，他说发热盘和温控器都得换，件就是那个价。那人没说话，走了。他把锅盖回去，螺丝一颗颗拧紧，线头用扎带绑好。夜里算账，房租、电费、水费摊到每天，修锅那点进项确实不够。 妻子说要不你改行吧，修电器没前途了。他说再看看，总有人需要修的。 妻子说这话是在晚饭桌上，一盘炒青菜，一盘咸菜。她把账本推过来，指给他看，这一页比上一页少。他没接，拿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米，说再看看。吃完饭他把烙铁插上电，等它热，拿湿海绵擦烙铁头，擦出一股白烟。 他说那阵子晚上睡不着，也在心里盘算过改行。盘算来盘算去，发现自己除了修电器啥也不会。也不是啥也不会，是别的都不想干。 躺下以后，巷子里的狗叫一阵，停一阵。他睁着眼听房梁上有老鼠跑。盘算过去给人家看仓库，也盘算过摆个烟摊。想到看仓库要站着，想到自己的腰，那些螺丝刀、钳子、万用表往哪儿放，念头就断了。翻个身，又想起铺子里还有一台等人来取的机器，心里才定一点。 他开始专修大件。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，这些大件还是有人来修的。他说大件坏了不值得扔，扔了太可惜。一个冰箱用十年了，制冷还行，就是噪音大了点，换个压缩机就好了，比买个新的便宜多了。 修冰箱先听。耳朵贴到侧面，听压缩机是闷的还是脆的。摸回气管，凉的走氟，热的堵了。有时候不是压缩机的事，是启动器坏了，几十块钱的件，换上就好。他拔插头，放氟，割管，火苗对着接头烧，铜管红了，焊锡化开，一股松香味道。换好抽真空，加氟，表针慢慢爬到该在的位置。空调得上墙，他系安全带，脚踩窗台，手伸出去够外机的螺丝。 他为了修大件又去省城进了一批专用工具，回来以后铺子里的空地都让冰箱压缩机占了。他说别人看是堆破烂，他看是一堆能修好的家伙。 去省城坐的是早班长途车，天没亮就在路口等。市场里一间挨一间的铺子，他挑了真空泵、氟表、割管器、焊枪，还有几卷铜管。老板问要不要新的，他说要耐用的。东西装了两个纸箱，他一手一个拎上车，放在脚边，怕磕。回来把工具挂上墙，扳手按大小排，压缩机摞在墙角，一台压一台，走路要侧着身。 他说我干这行就是帮人省钱的。省钱的事什么时候都有人需要。 有一回，一个男人用三轮车拉来一台冰箱，说东西都化了。他开门看了看，问用了几年，男人说八年。他说压缩机坏了，换一个四百五。男人说新的两千出头，站在那儿算了一会儿，说修吧。他把冰箱放倒，垫上木板，卸后盖。第二天男人来取，插上电等半个钟头，摸里头，凉了，掏钱数了两遍。 他说帮人省钱这话不是唱高调。那个年头一台冰箱顶普通人小俩月工资，能修好谁愿意扔。他挣的是手艺钱，人家省的是过日子的钱。 收钱的时候他把票子捋平，按面额放，找零从铁盒里拿。修好的机器擦一遍，手印擦掉，零件用报纸包上，麻绳捆好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多收点，他说多收了下次人家就不来了。 他说那几年他一年到头歇不了几天。大件上门修的多，他蹬着三轮车拉工具，夏天一身汗，冬天一层冰。他说累是累，账上有进项，睡得着。 三轮车后头绑着一个木箱，绳子绕两圈，勒在手心。夏天车把烫手，骑到半路背心就透了。冬天车链子冻住，蹬起来咔咔响，到了地方先捂着烙铁烤一会儿手。傍晚往回骑，路灯刚亮，车斗里的旧压缩机咣当咣当。回到铺子，他把当天的钱掏出来数一遍，压进抽屉，拉灭灯。

他修了一辈子电器，最难忘的一台是一台老式缝纫机。一个老太太拿来的，说是她婆婆留下来的，跑了三家修理铺都说修不了。他拆开看了一下，电机烧了，线路也老化了。 那天下午下着小雨，老太太用三轮车把缝纫机拉来，车斗里垫了一床旧棉被。她站在铺子门口往里看。黄国栋出去搭了把手，两个人一前一后抬进来，放在水泥地上。底座是铸铁的，落地时闷闷地响了一声。他拿抹布把机身上的水汽擦掉，在踏板上摸了一圈。 那台缝纫机抬进铺子的时候，机身上的漆都磨没了，踏板让脚磨出一个浅浅的窝。他说一看就是用了几十年、当家里人使的物件。 他蹲下来看机头，牌子上的字磨得只剩一半，手轮转起来发涩，皮带松了。他打开侧面的小盖，里头积着黑油泥，线头、布毛、断针缠在一起。他用小刷子清了一遍，又拿万用表量电机接线。老太太站在旁边，说这台机器她婆婆踩了一辈子，后来她接着踩，再后来脚不行了，才搁进杂物间。她问还能不能修。他说得找零件，不一定找得到。 他说这台缝纫机我修了两天。第一天找零件，从一个废品站淘到了同型号的旧电机，拆了零件装上去。第二天调线路，把所有老化的线路换了一遍。 第一天他先给城里几家配件店打电话，报上型号，对方都说这种老电机早不进了。有人说，城西废品站收旧货，可以去翻翻。他骑自行车过去，路上雨停了，水洼亮晃晃的。废品站院子里堆着旧洗衣机、旧风扇，铁皮味和机油味混在一起。 他说废品站老板收旧货收得杂，他蹲在里头翻了半下午，手上全是灰。翻到那台旧电机的时候他一看型号，说了一声就是这个。 他把旧电机带回铺子，拆开，线圈烧黑了一半，轴承也旷了。能用的转子留下，换上好轴承，用细砂纸把换向器打磨了一圈。碳刷短了，他找两个尺寸差不多的，磨了磨角度装进去。接线时他照原来的走法，一根一根焊在原位。焊完拿万用表量，通了。他把电机装回机头，上皮带，紧螺丝，往油孔里滴了缝纫机油。 第二天调线路，他把老化发脆的线全换掉，接头处套上热缩管，用打火机烤紧。装好外壳，他踩了两下踏板，机头没动，拆开查，发现是皮带轮上的顶丝松了。紧好再试，手轮带着皮带转起来，机针上下走。他又滴了几滴油，空踩了一会儿。 修好后老太太试了一下，缝纫机哒哒哒地转了起来，老太太当场就哭了。 她没出声，眼泪往下掉，拿手背抹了一把，又抹一把。她从口袋里掏出手绢，按了按眼角。黄国栋没说话，把换下来的旧电机和几根烧焦的线头装进纸盒，递给她。她说这个就不用了。他说留着吧，是原来的东西。她抱着纸盒，坐在缝纫机前又踩了两下，机针扎出细密的声响。 老太太后来隔段时间就来铺子里坐坐，也不为修东西，就说说话。她说这台缝纫机现在还在用，给她孙子缝书包带呢。 夏天她坐在铺子门口的矮凳上，看黄国栋修东西。她说孙子淘气，书包带断了两回，都是她拿这台机器扎的。她说买一个书包不贵，可扎出来的带子结实，孩子背着跑也不怕。 他说修电器有时候不是修机器，是修人的一段记忆。那个老太太哭的不是缝纫机修好了，是看到婆婆的东西又活过来了。 他说他后来修东西多了个习惯，能留的原件都给人家留着，机壳掉了漆也不给人家重新喷。他说人家要的不是新，是原来那个。 他工作台下面有三个铁皮盒，装着拆下来的旧螺丝、旧旋钮、旧机壳。机壳裂了，他拿胶从里头粘上，外面用砂纸打平，不上漆。收音机木壳松了，他补一块同色的木片，纹路对不上也不管。有人要他把外壳擦亮，他说擦了就不是原来那个颜色了。 他说他一辈子最高兴的事就是修好了一台电器，看到主人脸上的那个表情。那种表情不是省了多少钱的开心，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。 晚上铺子关门，他把电烙铁从架子上拿下来，收进铁盒。工作台上有几滴焊锡印子，他用抹布擦掉，螺丝刀一把一把插回木架。那个纸盒里的旧电机，老太太说放在家里柜子上了。

他五十岁那年收了个徒弟，叫小杨。小杨十九岁，刚从职高毕业，学的是家电维修，但什么也不会。他收小杨的时候说你这娃手笨，但心细。他说心细修电器很重要，你看到一个小毛病别人都看不到。 那年春天，铺子门口贴了一张招学徒的纸，红纸黑字，边角被风吹得卷起来。小杨是最后一个来的。 小杨头一天来，站在门口不敢进，手里拎着两瓶汽水当见面礼。他说汽水留着你自己喝，我这儿不兴这个，兴干活。 小杨把汽水放在门槛里头，没敢放桌上。他让小杨去洗手，拿抹布把工作台擦一遍。小杨擦了三遍，抹布拧得干。他递过去一把十字螺丝刀，让拆一个旧电饭锅。小杨拧第一个螺丝就滑了牙，脸红了。他说滑了就慢慢退，别硬顶。 小杨跟他学了三年。三年里小杨修坏了一台电视、两台洗衣机、三台微波炉。他说修坏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坏。你修坏了你知道为什么，下次就不会了。 头一年他让小杨认元件。电阻色环，棕红橙黄绿，背错了就再抄一遍。电容看鼓包，二极管看方向。万用表打到蜂鸣档，两根表笔碰一下，听响。小杨手笨，焊点焊成圆疙瘩。他拿镊子夹着，重新化开，教小杨烙铁先靠焊盘，锡丝再从另一边送。小杨蹲在地上练，一晚上焊了半块废板，手上烫了两个泡。他没说疼不疼，只说你吹吹。 修坏微波炉那回，小杨拆高压电容没放电，啪一声，螺丝刀扔了。他先拔插头，拿万用表量过，才说下次先放电。小杨点头，手还在抖。 他说小杨修坏那台电视的时候，蹲在铺子门口半天不敢吭声。他说你哭啥，拆开，咱俩一块儿看看你把它怎么了。那天师徒俩修到半夜，修好了，小杨才笑了。 那天下午下过雨，门口水泥地湿着。小杨蹲在台阶边上，工作服袖子蹭了灰。电视是台十四寸的，后盖打开，高压帽还挂在显像管上。他搬了张小板凳坐过去，把电烙铁插上，等热。两个人把板子翻过来，顺着小杨动过的地方看。他拿手指点着一处焊锡连桥，说你看，这里。小杨拿吸锡器吸了，重新焊。半夜街上没人了，只有松香的味道。修好以后，屏幕上出了雪花，小杨笑了。他没笑，收拾工具。 小杨学成了以后没跟他干了，去县城开了一家自己的修理铺。临走的时候他说小杨你走了以后我得想你了。小杨说师父您别这么说，有事您随时找我。 走之前几天，小杨把货架理了一遍，螺丝按大小分盒，电容按耐压排好。他给小杨一套旧工具，烙铁、万用表、镊子、吸锡器，装在一个铁盒里。小杨说师父这万用表您自己用。他说你拿着，我用惯了另一块。走那天早上，小杨把地扫了，垃圾倒了，站在门口叫了一声师父。他正在焊一块电源板，头没抬，说走吧，晚了赶不上车。 小杨自己开铺子那天他去看了，铺面比他的还小，招牌是新刷的漆，字倒是写得周正。他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，没进去，回家了。 他骑自行车去的，县城那条街在修路，半截挖开，铺了碎石子。他把车停在邮局门口，走过去。招牌上写着小杨家电维修，底下还有一行小字。漆还没干透，太阳一照，亮。小杨在里头弯腰搬一台洗衣机，后腰露出一截。他在街对面站了一会儿，手插在裤兜里，摸到一颗螺丝。他没进去，转身推车。路上车链子掉了一回，他蹲在路边装上，手上沾了油。 小杨走了以后他确实想他。铺子里就他一个人，有时候忙起来一个人顾不过来。他就想小杨要是还在就好了。 以前两个人抬一台二十九寸电视上楼，小杨抬前头，他抬后头，楼道窄，小杨喊一二三。现在他一个人，先把电视抱起来，再用膝盖顶住，歇两回。有人来修冰箱，他一个人翻不了身，就拿绳子兜住，吊在门框上。晚上关了门，他坐在桌前补焊，烙铁热着，没人递锡丝。他就把锡丝咬在嘴里，腾出手来。电话响，他接，说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天吧。 他说铺子里小杨用过的那把椅子一直没换。也不是不能换，就是坐在上头顺手。 椅子是铁架子的，座面一层人造革，边上裂了口，露出黄海绵。小杨在的时候爱往后靠，两条前腿翘起来。他说过好几回，小杨改不了。现在椅子还在老位置，靠墙，万用表挂在椅背上。他有时候坐上去，椅子往一边歪，他拿脚把前腿踩住。前些天有人送了一把新椅子来，皮面的，带扶手。他把它放在门口，给来修东西的人坐。旧椅子他自己坐。椅面上有个坑，是小杨坐出来的。

他退休那年六十五岁。退休那天他把铺子交给了徒弟的徒弟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。小伙子叫小李，学了五年了。他说小李的手艺可以了，但还差一点火候。 那天是三月，铺子门口那棵梧桐刚抽芽。卷帘门拉起来卡了一下，他伸手托了托。工作台上摊着一块蓝布，烙铁凉了，头顶上一层黑。他用砂纸蹭了两下，搁回架子上。 交铺子那天他把那套陈老板给的工具也拿来了，搁在工作台上，跟小李说，接着使。小李说什么都不敢接，他把工具按在人家手里，说东西是传的，不是存的。 那套工具装在一个铁盒里，盒盖有点锈。一把尖嘴钳，两把螺丝刀，一把小活扳手，还有一只老式验电笔，塑料柄磨得发亮。他一样一样摆开，摆成一条线。 小伙子说师父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他说你好好干就行，别糊弄人。 铺子墙上贴着一张价目表，纸边翘起来，用透明胶粘过。他把灰掸了掸，说这个别撕，留着。小李说留着。他说抽屉第三层有本本子，记的是老主顾的电话，换号码的划掉了，写新的。小李拉开抽屉看了一眼，本子皮都毛了，用一根橡皮筋箍着。 小李送他回家那天，他把铺子的钥匙捏在手里走了一路。到了家门口钥匙还在手里攥着，他说他愣是没想起来开门要用家里那把。 那天下午起了点风，路边的梧桐叶翻着白。小李走在他左边，替他拎着一个布包，包里是几件旧工作服和一个搪瓷缸子。走到小区门口，小李说师父到了。他嗯了一声，手插在兜里，钥匙硌着指头。 退休后他偶尔还是来铺子转转。有次看到小李修一台老电视，怎么都找不到问题。那天是阴天，铺子里开着灯，灯管一头有点发黑。老电视是台十四寸的，塑料壳发黄，后盖敞着，显像管上落了一层灰。小李坐在小马扎上，万用表搁在膝盖上，红黑表笔换来换去，眉头皱着。黄国栋站在门口看，手背在身后。小李量了电源，量了行管，又量了几只电阻，表针摆一下又回去。他看了一会儿，说你量一下行输出那个三极管。小李一量，果然是那个三极管击穿了。 小李把管子拆下来，镊子夹着，搁在焊锡盘里。黄国栋看他拿烙铁的手势，稳，但下烙铁之前总要顿一下。他说你顿那一下是做啥。小李说怕烫着旁边的电容。他说怕是对的，但手别停，停了锡就凉了。 他说他退休以后来看小李修东西，手痒，但忍着不动。他说铺子是人家的了，嘴巴上提一句可以，手上不能伸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，手里转着一只旧电容。电容的引脚断了，他也没扔，就在手指头之间来回搓。有回小李去后面找零件，他看见工作台上有个螺丝没拧紧，手指头动了动，到底没伸过去。等小李回来，他才说了一句，那个螺丝紧一下。小李说哎。他说就这一句。 小李说师父你神了。他说不是神，是老电视的毛病都在那几个地方，修多了就知道了。 小李把换下来的三极管搁在纸上，拿笔在旁边画了个圈。他翻着那本毛了边的笔记本，问师父这型号现在不好买了吧。黄国栋说不好买，你上老周那儿问问。他说完又补了一句，别买那种打磨过的。小李说知道，看脚。 那天他在铺子里多坐了一个钟，小李修好了，请他吃了碗面。他说那碗面比啥都香。 修好的电视插上电，屏幕先白了一下，跳出雪花，沙沙响。小李拿遥控器按了一圈，台都出来了。他把后盖装上，螺丝一颗一颗拧紧，试了试不晃。收拾完已经过了晌午。铺子斜对面有家面馆，门口支着两口锅，一口下面，一口熬汤。小李要了两碗牛肉面，多要了一份香菜。面端上来，热气扑到脸上，他先把碗边的油花吹了吹，喝了一口汤。小李问他咸淡行不行。他说行。 他说修电器这行教会他一个道理：什么东西坏了都别急着扔，先看看能不能修。人也是一样，别动不动就放弃，先试试还能不能救。 他说这话他跟小李也说过。小李说师父您这道理够开个修理铺了。他说我这不就是修理铺嘛。

有个老主顾叫老周，跟他是老街坊了。老周每次来修电器都说：「刘师傅你来修我就放心了。」铺子临着老街，门朝西，下午的光从卷帘门底下斜进来，落在一排铁皮零件盒上。老周来的时候多半推着那辆二八自行车，车把上挂一个蓝布兜，电器用旧毛巾裹着，进了门先放在柜台上，再慢慢解毛巾。他接过来看，老周就站在旁边，手插在袖筒里，不说价，先问能不能弄。 老周家的事他都门儿清。老周老伴儿走得早，一个人过，电水壶坏了都舍不得买新的，抱来让他修。电水壶是铝壳的，底座烧得发黑，插头线用黑胶布缠了三道。他拧开后盖，里头开关簧片歪了，触点积了一层黑。他拿细砂纸蹭，拿尖嘴钳掰正，再用万用表量通断，表针摆一下，他才插电试。老周在旁边看，说能用就行，别换太贵的。他说就一个簧片的事，收你五块。老周从裤兜里摸出硬币，一枚一枚数在柜台上。 老周有一台老收音机，修了三次了。第一次修的时候他说老周你这收音机修了三次了，还能修吗。老周说能修，你就帮我再修一次吧。那收音机是木壳的，边角磨得发亮，旋钮松，背后电源线缠着白胶布。他插上电，喇叭里先是一阵沙沙声，拍一下机壳，声音出来又断。老周说这机器跟了他很多年，搬过两次家，一直没舍得扔。 第一次修完他跟老周说，这机器里头的电容鼓包了，全给换了，再撑几年没问题。老周说撑几年是几年，修一回少一回了。他打开后盖，灰絮粘在指头上，毛刷扫过，露出线路板。电解电容顶上鼓起来，像小圆包。烙铁头蘸松香，白烟一冒，焊锡化开，吸锡器一按，旧电容拔下来。新电容脚剪短，弯成钩，穿过孔，焊点堆成小圆点。他拿酒精棉擦波段开关，来回拧几遍，喇叭里透出人声。老周凑近听，说行了，行了。 他修了三次以后收音机终于不响了，彻底坏了。他说老周这收音机真修不了了。老周说修不了了？那你说怎么办。他说换一台新的吧，这收音机用了几十年了。第二次是音量小，他换了电位器。第三次是调台乱跑，他拆下可变电容，吹灰，触点用橡皮擦亮。到了最后，通上电，喇叭一点动静没有。他量了电源，量了输出，又翻过板子看铜箔，断处补了线，还是不响。老周摸着木壳，问新的多少钱。他说几十块到一百多不等。老周没接话，把电源线一圈一圈绕好，铜插头塞进线团里。 那台收音机最后他没扔，老周也没让扔，一直搁在他铺子里的架子上。他说也不是啥值钱东西，就是老周没说扔，他就没动。架子第二层靠里，旁边是坏电表、旧线圈和几盒电阻。他拿抹布把木壳上的灰擦掉，又把旋钮扶正，电源线塞在后盖后面。 老周说那算了，不要了。 他说那天他没跟老周多说，送到门口，看老周推着自行车走了。他说老周的背影比前几年慢了。那天阴天，门口水泥地上有几片泡湿的树叶。老周把蓝布兜叠好，夹在车后架上，跨上车时链条咔哒响了一声。他说慢点骑。老周没回头，抬手摆了一下。车拐出巷口，铃盖锈着，没响。 老周走了以后他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。他说收音机这种东西，修了修了再修，修到最后不是坏了，是老了。就像人一样，老到一定的年纪就再也修不好了。铺子里烙铁还热着，松香味道没散。他把万用表的表笔缠回线上，又起身把架子上的收音机往里推了推。门外有人骑三轮车过去，车斗里的空桶咣当咣当响。 他后来跟小李说起这台收音机，小李说师父您这心得可以写书了。他说写啥书，修电器的账都记在心上，不记纸上。小李正趴在台灯下绕线圈，镊子停在半空。他拿烙铁头在湿海绵上擦了一下，滋的一声，白汽起来又散了。

刘师傅你来修我就放心了。

他退休前最后修好的一台是一台老式收音机。那台收音机是一个邻居拿来的，邻居说这是你爹当年用的，还能修吗。 那天下午下过一阵雨，院里的水泥地还没干透。邻居抱着收音机进门，鞋底在门槛上蹭了两下。收音机用一块蓝布裹着，布角上有个洞。他接过来，放到工作台上，把布掀开。 那台收音机拿过来的时候落了一层灰，木壳子上的漆裂了纹。他拿布擦了擦，还挺像那么回事。 擦的时候他手上劲放得很轻，顺着木纹走，怕把翘起的漆皮碰掉。壳子上有两道划痕，横的是新的，竖那道颜色发暗。旋钮上的刻度字磨得只剩一半。他把收音机侧过来，底下胶垫掉了一个，剩下三个硬得像石头。 他说他爹当年听戏就靠它，一屋子人就围着这一个匣子。 他说能修。他拆开以后看了半天，发现是天线断了。 后盖四角是木螺丝，锈了两颗，他拿螺丝刀抵住，压着劲转，怕把螺丝帽拧豁。拆开后盖，里头的灰比外头厚。他拿软毛刷扫了一遍，又用皮老虎吹。磁棒天线躺在底板边上的卡子里，一头的引线断了，断口发黑。他拿镊子把线头挑起来看了看，又放下。 他说这好修，我换个天线就修好了。 他说能修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他心里其实没底。几十年前的机器，零件早绝了。但话说出去了，就得修。 他先拿万用表量了量电源部分，电池盒里有锈，弹簧换过一根。他把表笔搭在几个焊点上，一个一个点过去，指针动得慢。底板上的纸介电容外皮鼓了一点，他没动它。老机器一动就牵连别处。他把表笔收回来，在裤子上擦了擦。 天线不好配，他从一堆旧收音机里拆了一根，长短差不多，接上去一试，有反应了。 那堆旧机器码在墙角，上头盖着一块塑料布，掀开有一股铁味和灰味。他挑了一台壳子烂得最厉害的，那台的天线磁棒还是好的。他把磁棒取下来，用酒精棉擦了擦，把引线刮出铜色，拿烙铁点上锡。松香的烟冒起来，细细一缕，往台灯那边飘。 他说干这行年头长了，家里那些旧机器全是零件库。 他花了两个小时，从天线到线圈，把整个收音机修了一遍。 两个小时里他起来过两回，一回是去里屋拿焊锡，一回是倒水。水杯放在工作台边上，凉了也没喝几口。螺丝刀、镊子、烙铁在台面上摆开，他伸手不用看就能摸到。他焊完一处，拿手背蹭一下额头，接着往下查。天慢慢往黑里去，他把台灯拧亮，灯罩烤得发烫。 修好以后拧开开关，滋啦一声，里头传出了戏曲。 旋钮有点涩，拧起来一格一格的，像有沙子在里面。他把音量拧到最小，喇叭里还剩一点底噪。 他说那声戏曲一出来，他先把音量拧小了，再一点点拧回去。他说老机器得慢慢叫醒，猛一下怕它受不了。 他靠在椅子上，听了好久。收音机里的戏曲声传出来，咿咿呀呀的，像是在说一些老事。 台灯的光落在木壳上，照出那两道划痕。窗外天黑了，院里有人收衣服，竹竿碰在墙上响了两下。桌上那杯水还搁着，水面上落了一点焊锡的灰。喇叭里的戏还在唱，换了一个旦角。 他说那个滋啦声他等了一辈子。每回修好的机器一响，他心里就一下亮堂，这台格外亮堂，因为是他爹的。 邻居来取收音机的时候说刘师傅你修得真好，还是当年的味道。 邻居把耳朵凑到喇叭跟前听了听，又用手在木壳上摸了一把。他从兜里掏钱，他摆摆手，说不用。邻居问用的什么零件，他说旧机器上拆的，能用。邻居说修这个费事吧。他说不费事，就是等。 邻居走的时候他把收音机又擦了一遍，用报纸包好了才递过去。他说这东西金贵，不是金贵在钱上。 报纸是当天的，他折了两折，把收音机四个角都裹住，外面缠了一道细绳，绳头打了个活结。邻居抱着出门，他送到门口，站在门槛里看着。院里的水泥地干了一半，剩下几处水印，映着对面窗户的灯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回屋把工作台上的工具收进抽屉。

他修了一辈子电器，最大的感悟是：什么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寿命。你修好它，不是让它起死回生，是让它把剩下的日子过完。你不能指望一台用了二十年的电视再修出来跟新的一样，那不现实。 那年夏天他把一台老电视搬到阳台上修。机壳晒得发黄，后盖一揭开，里头积了一层灰。他用毛刷扫，灰在太阳里飘。他先拿万用表量，表针摆了一下，又摆回来。他把电源板翻过来，看见一只电容鼓了顶。他把烙铁插上，等松香烟冒起来，才把旧电容拆下，换上一只新的。装回去，通上电，屏幕先是一条横线，慢慢撑开，出了人影。他把后盖螺丝一颗一颗拧回去。 他说到岁数了他就琢磨，修了一辈子，到底修明白了啥。后来他明白了，修电器修的不是电器，是人家过日子的指望。电视坏了全家晚上没着落，风扇坏了孩子热得睡不着。他把电器修好了，人家的日子就接着过了。 来取电视的是个中年男人，骑着自行车，后座上绑着绳子。男人把电视抱上车，问多少钱。他说了个数，男人掏钱，又从兜里摸出一包烟要搁在桌上。他摆手，男人还是搁下，推着车走了。他站在门口看那车拐过巷口，后座上的电视晃了两下，稳住了。 他说人也是一样。你到了年纪就该歇了，不能跟年轻人比。但歇了不代表没用，你还有经验，还能教人。 徒弟来的时候，他正对着一块电路板。徒弟把万用表往桌上一搁，他头没抬，说先看明白了再动手。徒弟拿着表笔在板上戳，戳了半天，他伸手指了一个点，说量这儿。表针一摆。他把烙铁递给徒弟，说手别抖，一抖就虚。 他说他退休头一年不习惯，老觉得手闲。后来想通了，机器有寿命，人有年纪，都一样。 刚退下来那阵，他早晨六点还是醒。醒了没地方去，就在屋里转。后来他把柜子底下那台旧收音机翻出来，拆开，擦干净，再装回去。装完听着喇叭里沙沙的声，他又拆开，给可变电容的轴上了点油。桌上总搁着一把螺丝刀和半卷焊锡。 他说他有一年大年三十还修了一台电视，人家一家子等着看春晚。修好了人家非塞给他一包烟。他说那包烟他没抽，搁着，一搁好几年。 那年三十下午，外面零零星星有鞭炮声。电视是台十四吋的，开机没光。他把后盖打开，闻到一股糊味，顺着味找过去，是一只电阻烧黑了。他从铁盒里翻出一只同阻值的，换上。他把电视装好，插上电，屏幕亮了，雪花点跳了跳，出来晚会的声音。那家人围过来，小孩先坐到板凳上。人家跟到门口，把烟塞进他外套口袋。回到家，烟搁在抽屉里。 他说他修了一辈子电器，跟三万台电器打过交道。他说三万台电器教会他一件事：电器跟人一样，有脾气，有性格。电器坏了不是它自己想坏，是它累了。 他有一个本子，封皮磨破了。每修一台，他就在上面记一笔：日期，什么机器，什么毛病，换了什么件。字写得不大，有些页上画着简单的电路。三万台不是数出来的，是这么一笔一笔攒出来的。本子搁在抽屉里，跟那包烟搁在一起。 他说同一款电视，十台有十台的毛病。有的电容爱坏，有的焊点爱虚。他说修多了你就懂了，得顺着它的性子来，跟人打交道一个理。 同样是电容，有的鼓顶，有的漏液，有的从底下渗出来，不拆开看不出来。焊点也一样，有的发暗，有的起了细纹，烙铁头一碰就化。他修的时候不急着换，先看，看明白了再动。 他说他退休以后家里那台老风扇也不换了，坏了就修，修不了就自己琢磨着修。他说总得留一个，当手艺的念想。 那台风扇是铁叶子的，漆掉了大半。每年入夏他把它搬出来，先擦叶子上的灰，再拆后头的罩，给轴承滴两滴油。有一年它不转了，他把线圈拆开，找了半天，是一根线头断了。他接上，缠了绝缘，装回去，它又转起来。风还是那股风，带着一点铁锈味。

他家里墙上挂着一张照片，是三十年前拍的。照片里他和陈老板站在一起，两个人穿着白大褂，手里拿着电烙铁，站在铺子门口。 照片挂在客厅东墙，钉子是他自己拿虎口钳敲进去的，敲的时候墙皮掉了一小块。相框是深褐色的窄边木框，玻璃左下角有一道斜划痕，正好停在两个人脚跟前。他隔一阵子拿一块软布擦一遍，只擦浮灰，布上不带水，擦完叠好塞回抽屉。 照片是铺子开张第三年拍的。那天陈老板来看他，俩人喝了点酒，非要拍照，把隔壁裁缝铺的相机借来的。拍照的时候俩人都穿着白大褂，陈老板说穿这个像样，像干手艺的。 那台相机是方盒子，皮腔，上盖一掀，里头一面镜子亮晃晃。裁缝铺的人替他支在三脚架上，说站定了别动，看镜头，数到三。陈老板把手里的电烙铁举到胸口高，让他也举。两个人一个站左一个站右，中间空出半尺。数到三，上头的泡子啪一下，白烟飘了半屋子。那天下午的太阳斜着照进门口，两个人的白大褂下摆上都是钳子夹出来的印子。桌上摆着半碟花生米、两个搪瓷缸子。 陈老板后来还来过几回，最后一回是他出师第十年。陈老板走在前头，他在后头跟着，铺子里的人都分不清哪个是师父哪个是徒弟。 陈老板每回来都先看货架，一层一层看过去，看完了才问他手上在修什么。问得少，听得多，听完点一下头，或者说一句，回去再想想。那几回他送到门口，陈老板走得快，他也走得快；陈老板嗓门大，他这些年嗓门也跟着大了，只是自己不知道。 他说这张照片一直挂着，从来没舍得换。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当年跟陈老板学修电器的那两年。那时候手笨、嘴笨、人笨，什么都不行。但现在行了。 搬过三回家，别的物件丢的丢、送人的送人，照片是拿报纸裹了两层、装在铁皮点心盒里搬的。到了新地方，家具还没摆齐，他先把照片挂上。头两年学手艺，先扫一个星期地，地扫完才让碰万用表。他头一回拆收音机，拧坏了两个中周，陈老板把坏的拿过去摇了摇，听里头响，说纸介电容干了。 照片下头他拿铅笔写了一行小字，写着年份。他说怕以后忘了。后来发现根本忘不了，那天的酒味、门口的太阳、陈老板说话的大嗓门，他全记得。 铅笔是HB的，削得尖，写在照片下沿那道白边上，字很小，有点歪，笔画压着纸的纹路。年头久了，那行字被手摸得发亮。过了两年他又描过一遍，后来没再动笔。 小李想给他换个新相框，他不换。他说旧相框旧照片，凑一块儿才对。 小李量过玻璃尺寸，在手机上翻了好几种给他看，铝合金的、原木色的。他把手机推回去，拿手指点了点相框左下角磕掉的一个缺口，那是搬第二回家碰的，露出里头浅色的木头茬。 他说他教出来的徒弟，手艺里都有陈老板的影子。扫一个星期的地再学手艺，这一条他原样传给了小杨和小李。 小杨头一天来，他把扫帚递过去，说先扫地，扫一个星期。小杨没问为什么，扫了。小李问为什么，他说扫完就知道了。地上有焊锡渣、剪下的线头、滚丢的螺丝，扫的人知道什么东西掉在哪个角上。 照片上的铺子门口还挂着那块刘记修理的牌子，那时候漆还没掉。他说牌子旧了可以再刷，人老了没有再刷一说，所以照片才金贵。 牌子上的字是他自己拿刷子写的，红漆，横不平竖不直。后来掉了漆，他补过两回，补到第三回就不挂了，靠在门后墙角，跟几根旧电线管子立在一起。 他说他现在站在照片跟前，觉得自己跟陈老板越来越像。头发白了，背有点驼，说话嗓门也大了。就一样，手不抖。 擦完照片他常在那面墙前站一会儿，两只手背在身后。玻璃上照出他的影子，跟照片上的两个人叠在一起。小李说手不抖是本事，他把右手伸出来，五指张开，停在半空，指头一动不动。焊板上那绿豆大的元件，他还是一只手捏镊子，一只手捏烙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