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里八乡

吴凤英出生在甘肃一个偏远的山村。村里就两百来户人家，方圆十里没人烟。家里兄妹四个，她排行老大。父亲是个赤脚医生，在村里看病，一个村子看下来忙得不可开交。 村子在两道梁中间，土是黄的，房是土坯的，院墙也是土坯的。早晨的光从窗纸透进来，一条一条落在地上。风从梁上下来，院子里落一层细土，扫了还有。吃水要到沟底去挑，天不亮出门，回来桶沿上结着薄冰。她家的灶上常煮着草药，苦味混着柴烟，从门帘缝里钻出来，在院子里散不干净。药箱是木头做的，漆掉了大半，正面的红十字只剩一道浅浅的印子。父亲把它挂在自行车后座上，用一根麻绳捆两道。 她小时候最常看到的就是父亲背个药箱，骑着自行车，从一家走到另一家。父亲说凤英啊，你以后要不要当医生。她说我当医生干啥，又挣不了几个钱。父亲说不是挣不挣钱的问题，是村里没人看病了，总得有人。 自行车在土路上颠，链条哗啦哗啦响，遇到上坡，父亲就下来推。有时候饭刚端上桌，门外有人喊一声，他把碗往灶台上一放，背起药箱就走。夜里有人敲门，门轴吱呀一响，她躺在炕上听得清楚，父亲摸黑穿衣裳，脚在地上找鞋，然后院门开了，脚步声往坡下走。她翻个身，接着睡。第二天早上，父亲才回来，鞋上一层土，身上带着别人家屋里的烟味和药味。 她十六岁那年考上了市里的卫校。卫校三年制，毕业后包分配。她念的是中医专业，学了针灸、把脉、草药。她学针灸的时候手抖，扎了几十根针才稳下来。老师说你这手有点抖，以后练。她说我知道，我在家练。 去市里那天，她坐的是班车，土路颠得人从座位上弹起来，走了一整天。卫校的教室比村里的学校亮，白墙上挂着经络图，柜子里摆着一个铜人，身上刻满了线和穴位。头一回上针灸课，老师让学生拿针扎纸垫，针到她手里，指尖晃，针尖在纸面上滑，扎不进去。一上午，她扎弯了好几根针。药柜有一排抽屉，拉开是当归、黄芪、甘草，味道冲鼻子。用戥子称药，一钱一钱地称，手要平。艾条的味道重，熏得人眼睛发酸。 她回去以后在手臂上练扎针。父亲说你在自己身上扎针干啥。她说练练手感。父亲说你练完了别告诉我妈，我妈看到会心疼的。她说没事，我不告诉她。 她挑的是左前臂，肉薄，能看见青色的血管。白天上课，晚上坐在炕上，卷起袖子，先拿指头按一按，找好地方，再慢慢进针。灯是煤油灯，火苗一摇，影子在墙上晃。她扎进去，捻一捻，等那股酸胀上来，再拔出来。胳膊上起了红点，第二天穿衣裳蹭着，有点疼。夏天胳膊上出汗，针不好捏，她先在衣裳上擦一擦手。冬天袖口紧，卷上去勒得胳膊一道印。她从药箱里拿棉花按一按，接着找下一个地方。 有一回她扎歪了一针，血珠冒出来，她拿棉被按了按，接着练。 那针扎在血管边上，血珠有米粒大，红得发亮。她没喊，也没找布条，手边就是叠在炕角的旧棉被，掀开一角按上去，数了几十下，松开，不流了。她把针在灯上燎了一下，换个地方，又扎下去。 她在家练针那阵子，家里的旧棉被上扎满了针眼。她父亲看见了，没跟她妈说，就是每天晚上给她把针用开水煮一遍。煮针用的是灶上那口小搪瓷缸子，水开了，针在里头翻上来又沉下去。父亲拿筷子把针捞出来，放在一块干净布上晾着，第二天她好接着用。缸子边上有一圈黄印子，是常年煮东西留下的。她父亲话少，药箱里永远码得整整齐齐，纱布放在最上头，压得平平的。她后来自己背药箱，也把纱布放在最上头，压得平平的。 练了半年以后她的手不抖了。她说练扎针跟练什么手艺一样，练多了手就稳了。手稳了心里就稳了。

她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。卫生院不大，五六个医生，十几张床。她分到内科，负责看感冒发烧拉肚子这类常见病。 卫生院在镇子东头，门前是条砂石路，赶集的日子拖拉机一过，窗台上落一层灰。她的诊室在一楼西侧，门后挂着白布帘，帘子洗得发薄。屋里一张木头桌子，桌上搪瓷盘里放着听诊器、体温计、压舌板。早上七点半，药房先开门，药柜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，甘草和陈皮的味道漫到走廊。她穿白大褂，袖口拿别针别住，坐在桌后等病人。 头一个月她看病看得手抖。不是手真的抖，是心里发慌。她说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太太，来看咳嗽的。她给老太太把脉，脉象有点乱，她不太确定是什么脉。老太太说姑娘我这咳嗽好几年了，你看是不是老毛病。她说不打紧，我给你开点药吧。 老太太穿蓝布棉袄，手背的皮松松的，搭在脉枕上。吴凤英三根手指按下去，觉得那脉又细又软，像线在水里晃，稍一松手就摸不准。老太太咳了一声，喉咙里有痰音。处方笺被穿堂风吹起一角，她拿镇纸压住，低头写药名，字比平时小。 那天她下班以后翻遍了中医课本，找那个脉象。找了半天才知道是「细脉」，主虚证。她心里踏实了，第二天给老太太换了方子。老太太吃了一个星期说姑娘你这个药比之前的好。她心里很高兴，觉得自己终于行了。 宿舍在卫生院后面的平房里，窗户纸糊过一层，晚上点煤油灯。她把课本摊在铺板上，旁边放一碗凉开水。翻到脉象那一章，她用铅笔在「细脉」旁边画了个圈。第二天老太太来了，说咳嗽轻了些。她把原方看了两遍，改了其中两味。 卫生院里有个抓药的老药剂师，姓何，快退休了，抓药的时候话多。他说小吴，方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光会背方子不行。她问那怎么办。何老说多问，问人家吃饭香不香，睡觉好不好，大小便通不通。她说她后来问诊的时候总想起何老的话，比课本管用。她把这些问法一条一条记在小本子上，出门诊就带着。 何老个子不高，头发白了一半，抓药戴一副铜边圆镜。药柜有上百个抽屉，他不用看标签，手一伸就拉开。铜秤在手里一上一下，药倒进牛皮纸，纸包折三折，棱角压得齐整。他说话时秤不离手，小吴，你问病人夜里起几回，咳的时候胸口疼不疼，痰是白的还是黄的。吴凤英拿一个蓝皮小本子，记饭量、睡眠、二便、咳痰、出汗。写完了揣在白大褂口袋里，问诊时掏出来看一眼。 她在卫生院干了五年。五年里她看了几千个病人，学会了看病、把脉、开方子。她说卫生院里最好的老师不是带教医生，是病人。每个病人都是活的教材，你看了多了自然就懂了。 五年里她值过夜班，也出过急诊。半夜有人拍门，她披上衣服就往诊室跑。镇上的病人大多是庄稼人，手粗，脚上沾泥，坐下时把一个布包放在膝盖上。她一边搭脉一边听，谁家收麦子了，谁家夜里烧到三十九度，谁家娃娃不肯吃药。她开完方子，把用法写在纸角上，怕人不认字，又画上太阳和月亮。病人们开始叫她吴医生。有人赶集时绕到卫生院，不看病，只把一兜花生放在窗台上。 何老退休那天，卫生院的人一起吃了顿饭。何老说，我抓了一辈子药，没抓错过一味，你们往后也要这样。 饭摆在卫生院后面的小屋里，两张方桌拼起来，菜是从街上饭馆端来的，一盘炒鸡蛋，一盘白菜粉条，一盘花生米。何老带了瓶酒，给每人倒了一小杯。说完那句，他把杯里的酒喝完。吃完饭，何老把药房钥匙交出来，新来的药剂师接了。吴凤英回诊室，把桌上的处方笺理齐，又给一个发烧的孩子量了体温。

细脉

她在卫生院干了五年以后被派到村卫生室去当村医。那时候城里流行「送医下乡」，卫生院派年轻医生到村里去，原本一年一换，她一待就是二十八年。 名单是腊月里定的。卫生院院子当中贴了一张红纸，墨字写得很大，底下盖着圆章。吴凤英从药房出来，手上还带着酒精味，站在红纸跟前从头看到尾，第二行有她的名字。她回宿舍把一件棉袄拆了，棉花重新絮厚，又去供销社买了一双胶底鞋。药箱是卫生院统一发的，牛皮面，铜搭扣，空着提在手里有些沉。 她去的那个村叫马家坪，两百多户人，离镇上有十五里山路。她第一次去村里的时候骑了半小时自行车，到了以后腿都软了。 出镇子往西，柏油路走完是土路，两边是坡，坡上是没收完的玉米秆。过了石桥，路开始往上走，一段一段的，车子蹬不动就下来推。后座上绑着铺盖卷，车把上挂着药箱，箱子随着坑洼一跳一跳。日头偏西的时候她看见前面的炊烟，以为到了，又骑了二十分钟才看见村口的槐树。她把车支在树下，两条腿抖得站不住，扶着车座缓了好一阵。 村长来接她，说姑娘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村缺一个医生。她说村长您放心，我在卫生院干了五年了。村长说那可太好了，我们村以前那个医生走了以后没人看病了。 村长五十来岁，棉袄前襟敞着，手里夹着半截烟。他帮她把铺盖卷卸下来搭在肩上，在前面领路，一边走一边指给她看：哪家是磨坊，哪条路通后山。她跟在后面，脚踩在冻硬的土上，鞋底发出响声。 她到村里以后住的是村里给她安排的一间平房，只有二十平米。她说头一个月她很不适应，城里人突然到了山沟沟里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晚上躺在床上听外面的风声，心里空荡荡的。 平房里是一张木板床，一张三条腿的桌子，墙角盘着一个煤炉子，烟筒从窗户上方的窟窿里伸出去。窗户糊着纸，风大的时候纸面往里鼓。头几天夜里她睡不着，就把药箱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，数纱布，数药瓶，数完了再装回去。 村里人知道来了个女医生，来看病的人都站在门口探着半截身子。有个大娘提来一碗鸡蛋，她不要，大娘放下就走。她追出去没追上，第二天称了一包红糖给大娘送回去。她说村里就兴这个，你收下是情分，回礼也是情分。 鸡蛋是刚掏出来的，碗上头盖着一块蓝布帕子，摸着还温。红糖是在镇上的供销社称的，售货员用黄纸包成方方正正的一包，外面拿麻绳捆了个十字。她提着红糖走到大娘院里，大娘正在喂鸡，说什么也不要。她把红糖搁在窗台上，说这是给您的，转身就走。 第二天她背着药箱开始出诊。村子里的人看她年轻，不太放心。她说各位大娘大爷，我是卫生院派来的医生，您放心，我能看。 药箱的帆布带子勒在肩上，里面分成三层，上头一层放听诊器和体温计，中间一层放碘酒、酒精棉和纱布，底下一层放常备的药片和几包草药。她挨着门走，走到谁家门口，院子里有狗就叫。跟在后头的孩子起初有五六个，走到村东头只剩下两个。 第一个出诊的病人是个老大爷，咳嗽得很厉害。她给老大爷把了把脉，说大爷您是支气管炎，我先给您开个方子，您回去熬药吃。老大爷说姑娘你行不行啊，我看了三十年病了。她说大爷您看了三十年，肯定比我行，但您要试试新的，万一有用呢。 老大爷坐在门槛上，咳一阵停一阵，咳完了拿袖子擦嘴。她把手指搭在他腕上，数着，数完让他张嘴，看舌苔。听诊器在手里攥了一会儿才贴上他的背，冰凉的金属焐热了。她从药箱里抽出一张处方笺，垫在膝盖上写，写完念了一遍给他听，哪几味药，多少克，抓几副。老大爷眯着眼听，点了一下头。 老大爷喝了三天药，咳嗽好了。他第二天来找她说姑娘你这个药行，比我在县医院拿的还管用。

送医下乡

她第一次独自连夜出诊是冬天半夜。那天凌晨两点，村东头一户人家来敲门，说她家的孩子高烧不退，说是要去看医生。 门外的男人穿着棉袄，扣子扣错了一颗，帽子歪着，呼出的白气扑在门板上。她拉开门，冷风灌进来，脚底的布鞋踩在门槛上，凉。那人说孩子烧得厉害，叫不醒，嘴里说胡话。屋里没开灯，她摸黑找到灯绳，拉了一下，灯泡黄黄地亮起来，照见柜子上的药箱。药箱是牛皮面的，铜扣冻得发涩，她掰开看了一眼，退烧药片还在，酒精瓶用布裹着，体温计在铁盒里。她抓过棉裤往腿上套，裤脚卷着，她又弯腰拽平。 她说我这就去。她穿上衣服，抓起药箱，骑上自行车就出门了。那时候村里没有路灯，路也不好走，她摔了两跤，膝盖磕破了。第一跤在出村口的坡上，车轮陷进冻硬的泥辙里，车把一歪，她连人带车倒在路边，药箱带子勒住肩膀。她扶着车把站起来，把药箱抱在怀里摇了摇，听见玻璃瓶没碎，才又跨上车。第二跤在过沟的小桥上，桥面结着薄冰，脚下一滑，膝盖磕在桥沿石头上，裤子破了一道，渗出血珠。风从沟里刮上来，脸生疼。她看了看膝盖，用手背擦了一下，坐在地上缓了缓，手撑地的时候掌心沾了土，她拍了拍，再骑。到了那人家门口敲门，屋里人开了门，一个三岁的小男孩躺在床上，脸红得厉害。 屋里点着灯泡，光线发黄，炕烧得烫手。孩子盖着两层棉被，只露出脸，嘴唇干得起皮，鼻翼一扇一扇，呼吸粗。孩子哭了一声，嗓子哑，奶奶拍着他的背哄。奶奶站在炕边，手里攥着一条湿毛巾，父亲在地下转，脚上的鞋没提好。她放下药箱，先摸孩子的额头，又翻开眼皮看了看。她从药箱侧兜掏出体温计，甩了几下，水银柱落到三十五度以下，解开孩子衣领，把体温计夹在腋下。孩子扭，她按住胳膊，说别动，一会儿就好。等了五分钟，抽出来，对着灯看。 她给小男孩量了体温，三十九度八。她翻了翻药箱，里面有退烧药和酒精，她给小男孩擦酒精降温，然后喂了退烧药。她把酒精倒在瓶盖里，兑了点温水，棉花撕成小团，先擦脖子，再擦腋窝、手心、脚心。孩子被凉得缩了一下，奶奶按住脚。她擦到第三遍，孩子额头上出了一层细汗。退烧药片掰成四分之一，用勺背碾碎，兑进小半碗温水里，让奶奶扶着孩子的头，她一勺一勺喂。孩子不肯张嘴，奶奶从灶台边摸来一小勺白糖，抹在勺边，他才咽下去，喂进去一半，洒在枕头上一点。她没走，坐在炕沿上，手背贴着孩子的额头，隔一阵摸一次。窗外风刮着窗户纸，灶膛里柴火响。等了一个小时，小男孩烧退了一点，她心里踏实了。 窗纸发白，院子里鸡叫了。孩子睡实了，呼吸匀了。她收拾药箱，把用过的棉花团包好，放进侧兜。走的时候天蒙蒙亮，孩子的奶奶非要送她，一前一后推着自行车走土路。奶奶披着棉袄，脚上趿着棉鞋，手扶着车后座。土路上有霜，踩上去咯吱响。奶奶一路问，问她多大了，家里爹妈做什么的，有没有对象。她一一答了，说二十四了，爹妈在家种地，爹冬天编筐，妈喂鸡，对象还没说。奶奶说姑娘你心善，心善的人走得远。她说您慢点，路上黑。 到了村口，父亲从后面追上来，手里捏着几张钱，往她兜里塞。她推回去，说药钱回头再说。她说以后半夜有急事你打我电话，我立刻过来。那家人的父亲说姑娘谢谢你，你这么晚还跑这一趟。她说没什么，谁家都有急事，我出诊是应该的。 第二天她膝盖上的伤肿了，走了路都疼。裤腿粘在伤口上，揭开时扯着疼。她下地倒水，走两步停一下。母亲打电话问她怎么了，她说没事，就是摔了一跤。母亲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。她说没事没事，明天就好了。 打完电话她把膝盖上的伤自己处理了，碘伏、纱布，都是自己给自己的。她坐在门槛上，把裤腿卷到大腿根，伤口周围青紫，中间结了一层薄痂。她用棉签蘸碘伏，从里往外画圈，凉气钻进去，她吸了一口气。纱布剪两指宽，绕膝盖两圈，胶布粘住，她试着弯了弯腿，纱布紧了。她说干他们这行的都有这个毛病，轮到自己就不当回事了。

她当村医第十年的时候最难。那年村里闹了一场疫情，是流感。全村有四十多个人发烧咳嗽，轻的重的都有。卫生院派了人过来帮忙，但人手不够，她一个人要管四十多个病人。 雪是十一月初下的，头一场就下了半尺深，化了又冻，屋檐底下挂着一排冰锥。卫生室的窗玻璃上结着霜，早上要用指甲刮开巴掌大一块，才能看见外头谁来了。她天不亮就起来烧水，把前一天用过的针管搁在铝锅里煮。那个时候的注射器还是玻璃的，针头也粗，用过一回就得煮透才能再用。水滚起来，玻璃碰着锅壁，响得很轻。她拿镊子一支一支夹出来，摆在搪瓷盘里，盘子底下垫一块纱布。 天一亮门口就站上人了。她坐在诊桌后面，来一个看一个。听诊器在炉子上烘一烘再贴到人后背上，不烘太凉。先问两句，再让人把袖子卷起来，摸额头，甩体温表。甩表要用腕子上的巧劲，往下使劲，把水银柱甩回去。表夹在人腋窝里，她说夹紧，别说话。等五分钟抽出来，对着窗户的光看，水银爬到哪一格，她心里就有数了。药是从卫生院领的，按份数分，纸包上写明一天吃几回。到晌午她碗里的面坨成一团。 她连着十几天没休息，白天看门诊，晚上上门打针。有次一个老太太半夜发烧，她背着药箱去出诊。村子的路全是土路，冬天结冰了滑得很，她摔了一跤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血直流。她坐起来看了看伤口，不深，就没管，站起来继续走。 手电筒的光只照见前头一小块地，两边都是黑的。药箱挎在肩上，走一步晃一下，里头的玻璃瓶轻轻磕着响。到了老太太家，她给老太太量了体温，高烧四十度。老太太躺在炕上，盖着两床被子，脸通红，嘴唇干得起皮。屋里的炉子快灭了，她先添了两块煤，再掀开被子把体温表夹进去。老太太说姑娘我难受得厉害。她说大娘您别怕，我给您打针了就好了。 她从药箱里拿出药，用砂轮在安瓿脖子上一划，掰开，把药水抽进注射器，针尖朝上推掉空气。老太太的手背瘦，血管细，她拍了几下，抹上酒精棉。针进去，回了一点血，她慢慢把药推完，拔出针来用棉球按住。 她打完针坐在老太太床边守了两个小时，老太太烧退了，她才走。中间她又添了三回煤，隔一阵摸一下老太太的额头，出汗了就拿毛巾擦一擦。鸡叫头遍的时候，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把水碗挪到老太太手边。回家的路上她腿抖得厉害，膝盖一直在流血。回到家躺在床上就睡着了，睡了十几个小时。 第二天她想着熬药。自己那口小锅熬不出多少，她挨家去问，谁家有大锅。锅是跟村里人借的，最大的那一口，熬药的时候半条街都是药味。 药是卫生院配的方子，用布袋装着，一包一包。她先把药倒进大盆里淘洗两遍，泡上半个钟头，连水带药倒进锅里。火先要大，滚开了就压下去，煨着。她拿一根长木棍在锅里搅，撇掉上头的沫子。锅沿有一道豁口，她舀汤的时候小心着，别让汤从那儿淌出来。 那阵子她吃住都在卫生室，锅里熬着一大锅药，谁来了舀一碗。有人自己带着碗来，搪瓷缸、粗瓷碗都有。村里的会计帮她登记，谁家谁发烧，几度，吃了什么药，一页一页地记。会计坐在诊桌那头，冻得握不住铅笔，写几行就把手凑到嘴边哈气。她说那本登记册后来一直留着，翻开来全是名字，一冬天一冬天的名字。 她说那年的流感最危险的不是疫情本身，是人手不够。村里人发烧了不敢去医院，怕传染给其他人。她一个人背着药箱在村里转，一个一个地看。有时候一天看了三十个人，药箱里装满了针管和注射器。

她在村里待了二十八年。二十八年里村里出生了一百多个孩子。这些孩子她一个个接生的，有的她亲手接的，有的她去医院转送的。 卫生室靠墙立着一个木柜，最底层放接生用的东西。塑料布、纱布、棉球、酒精瓶、脐带剪，还有一杆小秤。谁家要生了，来人拍门，她背上药箱就走。药箱牛皮面，角上磨白了。夜里出门，她先摸手电，再摸电池。柜子里常备着两节新的一号电池，用油纸包着。接生本是一本横格本，蓝皮，页角卷着。 有个孩子叫小强，是她接生的。小强是早产儿，体重才四斤二两，比她见过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小。那天小强家屋里点着煤油灯，灯芯挑得低，墙上人影发虚。灶上烧着水，铁壶嘴冒白汽。她进门先洗手，用肥皂搓了两遍，又拿酒精棉擦。孩子生下来不哭，脸发青。她把孩子倒提起来，拍脚心，一下，两下，羊水从嘴角流出来，声音还是没出来。她拿纱布裹住孩子，放到炕头的小褥子上。母亲伸手要摸，手抖，摸到孩子的手指，就不敢再动。她把孩子裹在布里，放上小秤，秤砣往外拨，拨到四斤二两。母亲抱着孩子哭，说孩子这么小能不能活。她说能活，你放心。 小强接生完以后她每天都在婴儿床旁边守着，喂水、喂药、量体温。婴儿床是木头的，四根柱子上拴着旧布条，挂一顶蚊帐。小褥子下面垫着草木灰袋子，尿湿了就换。她拿滴管喂水，一次两三滴，滴进嘴角。药片碾成粉，化在温水里，用勺尖送进去。量体温时，她把体温计夹在孩子腋下，自己数着数，等水银柱慢慢爬。三天以后小强退烧了，七天以后小强第一次哭了。母亲抱着小强说姑娘谢谢你，你救了我孩子一命。 她那阵子手电筒里的电池换得勤，柜子里常备着两节新的。 手电筒是铁皮的，握在手里沉。光发黄了，她就换电池。旧电池取出来，壳上有时渗白霜，她不扔，搁在窗台上。新电池拆开时哗啦响。 那七天她夜里不放心，隔一天去一趟，路上黑，她打着手电筒走。 去小强家要过一道土坡。坡上碎石子多，鞋底踩上去咯吱响。手电光照见前面的路，也照见路边的草叶子。冬天草枯了，风一吹，沙沙地蹭裤腿。药箱在背上一下一下碰着。回来时夜更深，村里狗叫一阵就歇了。 她后来跟人说，早产的孩子就怕不哭，哭了就活了一大半。第七天夜里她刚进院门，听见屋里孩子哭了，声音不大，但是亮。她脚下踩到一片干玉米叶，脆响。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才进去。 她说不是我救的，是你孩子自己争气。 母亲把孩子往怀里拢了拢，孩子的小脸贴着她的衣襟。小吴医生收拾药箱，把空药瓶、用过的棉球分开包好。天快亮了，鸡叫了头遍。 小强长大后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学的是医。他说他学医就是因为小吴医生当年救了他。小强放假回来，个子已经比小吴医生高。他站在卫生室门口，看药柜上的玻璃瓶，看墙上的人体穴位图。小吴医生正给一个老人量血压。小强等她忙完，说当年的事。小吴医生把听诊器从耳朵上取下来，绕好，放进抽屉。小强没再说话，把门口一箱葡萄糖注射液搬到柜子边上。她说小强你不是为了这个才学医的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 她把小强的日子记在了接生的本子上，往后每年小强生日，她都记得。本子上写着某年某月某日，小强，男，四斤二两。后面画了一个小圈。每年到了那个日子，她在本子上添一道横。小强娘来卫生室拿药，说起孩子又长了一岁。小吴医生翻翻本子，说知道。村里人后来都说，那孩子是小吴医生一手拉扯活的。 小强上小学的第一天，他娘领着他来卫生室，让孩子管她叫吴姨。她说别叫姨，叫医生。那天小强穿一件白布褂子，背着一个蓝布书包，书包里只有一支铅笔和一本写字本。他娘让他站到小吴医生面前，说小强，叫吴姨。小强抬头看小吴医生，嘴张了张。小吴医生蹲下来，把他褂子领子翻好。小强喊了一声医生。她应了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块水果糖，放进小强手心。小强把糖攥着，跟他娘走了。

村里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头，姓李，是村里最老的老人。老头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就在村里种地、养羊。老头身体一直不好，常年咳嗽。 李大爷家在村东头，院墙是石头垒的。羊圈在院角，挨着一棵老槐树。她头一回去，是挎着药箱走进去的，院里一股羊膻味。老头坐在门槛上咳，咳一阵，歇一阵，手里攥着一块灰布手巾。 她说李大爷这病是好不了的，但能控制。她每个月给老头配一次药，让他按时吃。老头说姑娘你这个药我吃了十年了，比以前好多了。 药是月初配。她从卫生室领回来，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，纸袋上写着李大爷三个字。到了他家，她把药片倒进一个棕色小玻璃瓶，用软木塞塞紧，瓶身贴一条白胶布，写上一天两次，一次一片。老头接过瓶子，拧开塞子闻了闻。 她说大爷你要是坚持吃这个药，肯定比不吃好。 老头把药片倒在手心里，就着搪瓷缸里的温水咽下去。水是女儿早上烧的，到下午还温着。他说苦是苦，管用就行。 她后来开药的时候顺带给大爷量血压，量完了大爷非要留她吃饭。她没吃过，就是在炕沿上坐一会儿。 量血压是在配药之后。她把袖带缠在老头左胳膊上，老头胳膊细，皮松，袖子撸到肘弯以上，露出几道青筋。听诊器塞进耳朵，水银柱一跳一跳地升上去。老头问高不高。她说跟上次差不多。老头说那就行。量完了，老头说姑娘别走了，锅里还有疙瘩汤。她说不了，下家还等着。老头说那你坐会儿。她把药箱放在脚边，屁股搭在炕沿上。炕烧得热，隔着裤子也烫。 李大爷家的羊她熟。每回出诊，她一进院子，羊圈里就咩咩地叫。大爷说你听，它们认得你，你一来就叫。她说羊认的不是我，是您。大爷说一样，都是熟人。 羊圈里养着五六只羊，白的，有一只母羊，还有一只小羊羔。羊羔的耳朵上系着一根红布条，是老头做的记号。她进院的时候，母羊先叫，小羊羔跟着叫，其余的羊也抬起头，咩咩地叫成一片。老头拿木棍敲敲羊圈栏杆，说别叫了。羊不听，还是叫。 那年冬天雪下得早。腊月里，路上结了一层薄冰，她走得慢，药箱在背上晃。到李大爷家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院门虚掩着，羊圈里没有声音。她跺了跺脚上的雪，推门进去。屋里点着一盏节能灯，光发白。老头躺在炕上，盖着一床蓝布被子，女儿坐在炕沿，手里攥着一块手巾。 后来老头走了。走的那天是冬天，老头在炕上躺着，女儿在旁边守着他。老头看着她说姑娘你来啦。她说大爷我来给你把个脉。老头说姑娘不用了，我这几天心里有数了。 她说大爷你别这么说。老头笑了笑说姑娘，我这辈子活得值。种了一辈子地，养了一辈子羊，看了孙辈长大，就这些事了。 老头说话很慢，一句一顿。说完，他喘了一会儿，眼睛看着窗户。窗上结了霜，霜花把外面的黑天遮住了。女儿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 她把药箱放在炕上，拉过老头的右手。老头的手很凉，指节粗大，掌心有老茧。她把三根手指搭在手腕内侧，按了一会儿。脉在指下跳一下，停一下，又跳一下。 她给老头把了脉，脉已经断断续续的了。她站起来，说大爷您放心，我在这呢。 大爷走后，她把他每个月的药停了，剩下的小半瓶收回了卫生室。她说干他们这行的，村里空一个药罐子，心里就空一块。 第二天，她去了卫生室。药架最上层还摆着李大爷的药瓶，瓶签起了边，胶布上一天两次四个字还看得清。她把瓶里剩下的药片倒进搪瓷盘，数了数，还有十七片。空瓶扔进纸箱，药片倒进回收桶。登记本翻开，李大爷那一页记着最近一次配药的日期。她拿笔在那行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。 出卫生室的时候，李大爷的女儿在门口等着。她穿着一件黑棉袄，眼睛肿着。看见她出来，女儿上前一步，抱住她，头抵在她的肩膀上。她的药箱还挂在肩上，带子勒着，她没动，等女儿哭了一会儿，才抬手拍了拍女儿的背。 老头走了以后女儿抱着她哭，说姑娘谢谢你陪了我家老头这么多年。她说不用谢，大爷跟我一样，都是在村里待了一辈子的。

她在村里待了二十八年，村里的人她几乎都认识。谁家有几个孩子、谁家老人身体怎么样、谁家谁出过什么大事，她心里都有数。 卫生室在村东头，三间瓦房，门口一棵老槐树。她坐在诊桌后头，听脚步声就知道来人是谁。谁走路拖着左脚，谁进门先咳两声，不用抬头她也清楚。药柜是木头的，四排抽屉，每个抽屉上贴着标签，有几个字是她自己描过的。她给各家记药的本子放在最下面那格，翻得起了毛边，边角卷着，用一根橡皮筋箍住。 村里有个寡妇叫秀兰，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。 秀兰头一回来，是收完玉米那阵，天还热着，晌午的日头把院里的土晒得发白。她进门的时候一只手扶着门框，说头晕，站久了眼前发黑。吴凤英让她坐下，量了血压，又拿听诊器在她后背听了听，说你是累着了，底子也薄，得慢慢养。秀兰说家里两个娃，一个七岁一个五岁，地里还有活。她开了三天的药，用牛皮纸包成小包，一包一包写上吃几回。 秀兰身体一直不好，经常来看她。她说秀兰你这病得好好养，别太累。秀兰说我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，忙不过来。她说你要不来我这里住几天，我帮你照看照看孩子。 秀兰没来住。她说鸡要喂，猪要喂，走不开。吴凤英就不劝了，改成隔几天往她家去一趟，顺路。去的时候药箱里多带两包药，到了门口，把药搁在窗台上，喊一声，人就走了。 秀兰说姑娘你对我太好了。她说没什么，远亲不如近邻。 秀兰有时候带着两个儿子来。小的那个不爱说话，进门就蹲在药柜底下，看抽屉上的字。有一回她在抓药，一味一味地称，小的那个趴在柜台边上，眼睛跟着她的手转。她随口念，说这是当归，这是黄芪，这是甘草。大的那个跟着念，念一遍就记住了。小的那个不吭声，把药名一个一个写在纸条上，贴在灶台边上。 她教过秀兰的两个儿子认药。大的那个机灵，记性好，她开玩笑说你要好好念书，念出来当医生，接我的班。孩子说我不当医生，我怕苦。她说怕苦就好好念书，念出来干什么都比在家闲着强。 两个孩子上了中学，住校，周末回来。秀兰来得少了，药常常是托人捎回去的。有一年冬天下大雪，路封了，秀兰来不了，她背着药箱去过两趟，把药搁在灶台上，看着人喝下去才走。开春以后雪化了，秀兰能下地了，在门口种了一排豆角。 后来秀兰的一个儿子考上大学走了，另一个儿子在城里找了工作。秀兰搬到了儿子家里去住，临走的时候来跟她道谢。 那天秀兰提着一篮子鸡蛋，进屋搁在诊桌上，说姑娘，我要走了。吴凤英正给人包药，手停了停，问什么时候走。秀兰说后天，儿子来接。吴凤英说鸡蛋你拿回去，路上吃。秀兰不肯，把篮子往桌里推了推。 她说秀兰你怎么谢我，我帮了你那么多忙。秀兰说姑娘你是好人，村里就数你好。 搬走头一天，秀兰又来了一趟，把家里的钥匙交代给隔壁，顺便到卫生室坐了坐。两个人没说多少话。吴凤英给她量了回血压，说还行，到了城里别忘了吃药。 秀兰搬走那天她去送，帮着把行李抬上班车。行李是两只编织袋，一个纸箱，纸箱里装着锅碗。司机帮着往车顶上捆。车开走了，她在路边站了一会儿。她说村里人走一个，就少一个熟人。可孩子们出去了是好事，她这么说，也是这么想的。 班车是一天一趟，早上八点过村里。站牌是一块铁皮，钉在路口的杨树上，上面写着村名和趟次。她说从那以后她早上出诊，路过班车站牌都会看一眼。有时候站牌底下站着等车的人，背着包，拎着行李。她走过去，点个头，接着往山路上走。

她出诊三十多年，最难的一天是她退休前一年。那天她去村里出诊，回来的路上自行车胎爆了。她推着自行车走了五里路，到了镇上的车店补胎。 那天早上出门时山尖上压着雾，等她从病人家里出来，日头已经偏西。过一道石坎，后轮颠了一下就软了，车圈磕在石头上。她下车捏后胎，一捏到底，外胎上扎着一截铁丝，露着黑头。她把铁丝拔了，车支在路边，蹲了一会儿。 镇上的车店在十字路口，门口靠着几根旧车圈。店里的人把车子翻过来，轮子朝天，撬开外胎，掏出内胎，打上气，端一盆水，一段一段往水里按，破的地方咕嘟咕嘟冒泡。他用木锉把那儿锉毛，涂上胶，晾到不粘手，贴上补丁，用小锤敲两下，装回去打气，捏了捏，说行了。她在旁边站着，闻着胶皮味，掏零钱的时候数了两遍。 补完胎她骑上车往家走。回来的路上她路过一个村子，一个老太太在路边坐着，看到她就说姑娘快来看看我家老头。她说大娘你家老头怎么了。老太太说老头刚才晕过去了。 老太太是从墙根下的石头上站起来的，脚边半篮子豆角倒了，她没顾上捡，抓着车后座就往院里走。院门是柴条扎的，鸡在门槛上刨食，扑棱棱地飞开。 她跑到老太太家，看到老太太的老头躺在床上，脸色发青，眼睛闭着。 屋里暗，一股烟味混着药味。老头穿着旧棉袄，两腿搭在床沿外，一只手搁在胸口，床头一个搪瓷缸，水剩了个底。她把药箱搁在炕沿上，摸他的额头和手背，都是凉的，出了一层黏汗，又掀开眼皮看了看，把手指搭上手腕。 她给老头把了脉，说大娘我得赶紧送医院。 脉又细又快，中间漏跳，她数了两遍。她把老头的领口解开两个扣子，让老太太把枕头撤了，头往一侧偏。老太太问喂不喂水，她说别喂。 老太太说姑娘这山路不好走，怎么办。 她说大娘你别慌，车能上来，先拿被子给他盖上。她从药箱里取出听诊器，在手心里捂了捂，贴到老头胸口，听了一处又挪一处。老太太翻出一个塑料袋，里头装着病历本、两张钱和一张社保卡，攥在手里。 到了卫生院，大夫问是她送的？她说是我，我是马家坪的村医。大夫说了一句，幸亏你懂。 值班室的灯是白的，她靠着门框站着，看人把老头推走。有人递来一张单子让她签，她问签哪儿。 那天在村口，车从坡底下拐上来，得先看见灯。她让老太太把院门敞开，又找了床薄被搭在门口。狗叫起来，她踮脚往坡下看，看见的是对面山上人家的窗子，一晃一晃。 等车的那十几分钟，她一直给老人摸着脉。脉跳得乱，她心里也乱，面上不敢露。老太太在旁边直念叨，她说大娘您别念了，念了他更难受。车灯从坡底下转上来的时候，她腿一软，坐在了门槛上。 她给卫生院打了电话，让他们派车来接。她摸出手机，在院门口举着走，信号一格一格跳，拨了两遍才通。她说了村名，说了哪道沟上去第几家，说老人晕过去了，脸发青，脉乱，那边说马上派车。等车来了以后她陪着一起送医院。到了医院医生说老人是心梗，送来的时间刚刚好，再晚几分钟就麻烦了。 人推进去，她被拦在走廊外面。灯管一闪一闪，长椅上坐着两个打吊瓶的人。护士出来问她是不是家属，她说不是，我是送他来的。 老人救回来了，第二天醒了以后问她是谁送他来医院的。女儿说是小吴医生。老人说姑娘谢谢你，你是好人。 女儿在床边削苹果，皮削得断断续续。老人从被子里伸出手，在她手背上搭了一下。 她后来跟卫生院的人说，幸亏那天她车胎爆了。要是车胎不爆，她那条路根本不经过那个村子。 说这话时她站在水池边洗手，把指甲缝里的泥搓出来，在裤子上擦干。 第二天她去卫生院看老人，老人靠着床头，气色好了。床头柜上放着半碗小米粥，勺子搁在碗沿上。她说大爷您以后身上不得劲，让家里早点来叫我，别等晕过去。老人说记下了。

她在村里骑了二十八年的自行车。那辆自行车跟她一样老了，车架锈了，链条松了，铃铛也不响了。她说这辆自行车陪了我二十八年，也该歇歇了。 那辆车是墨绿色的，后轮挡泥板断过一截，用铁丝缠着。每天清早她推车出门，左脚踩脚蹬，右脚从后面跨上去，车链子哗啦一声，带出一股铁锈和机油混着的味儿。卫生室门槛高，她先提一把车把，再推过门槛，药箱在后架上磕一下。骑到土路上，车圈碾过碎石子，座子底下弹簧吱呀吱呀。冬天链条冻住，她蹲在路边，拿手捏着链条往齿轮上挂。 车铃早就不响了，她说响不响没关系，她认路，用不着铃。 铃铛盖儿还在，按下去只是闷闷地弹回来。她骑车过村口，过桥，过坡，不用看也知道哪段路有坑，哪家门前堆着柴。有人站在路边说话，她捏一下闸，脚点地，药箱往前一涌，她拿手背顶回去。人家问她去哪儿，她说去东头，说完脚一蹬又走了。铃不响，路上的人听见车链子响，也就让开了。 有人笑她守着破烂，她说你们不懂。 她拿机油壶给链条上油，用旧布擦车圈，拿铁丝把挡泥板再拧紧一点儿。车把上的塑料套裂了，她用胶布缠了两圈。棚子漏雨，她找塑料布盖在车梁上，盖完了又掀开一角，说怕捂出锈。有人劝她换新的，她说这车轻，推着不费劲，后架宽，药箱放得稳。她说话时手里不闲，拿扳手转一转螺丝。 那辆自行车她没扔，支在卫生室后头的棚子里，跟旧药柜放在一起。有人出价要买，她说不卖，多少钱都不卖。这车驮过药箱，驮过针管，还驮过退了烧的孩子。有一年她把一个发烧的孩子抱在后座上，孩子她娘在后头扶着，一路推到镇上。她说那孩子如今也当爹了。 棚子里光线暗，旧药柜上贴着发黄的标签，抽屉拉手掉了两个，用麻绳系着。自行车靠在药柜旁边，车把歪着，前轮缺气，轮胎贴着地。买的人又说这车废铁价，她拿抹布擦车后座，手掌按在后座上，那里磨得最薄，露出底下的布纹。 后来村里通了路，有人给她买了一辆电动车。她说骑电动车比自行车快多了，但没意思了。她当年骑自行车的时候，路上全是土，骑一趟鞋上全是泥。现在路修好了，骑电动车不沾灰，但那个感觉没了。 路是水泥的，从村口一直铺到镇上。她头一回骑电动车，从卫生室到村东头，来回不到十分钟。她下车看了看鞋，鞋面上干干净净。以前骑自行车，骑到半路得拿树枝刮挡泥板里的泥，刮完手上一层黄泥。雨天车轮甩起的泥点子能到后背上。她推车进院，先拿水瓢冲车轱辘，冲下来的水都是浑的。 她说路修好了是好事，但那种骑自行车跑村的感觉再也没有了。 说这话是在卫生室门口，她正把药箱从电动车上解下来。绳子绕了三道，她一道一道松，松完了把绳子盘在车把上。有人从门口过，说路修好了多好走。她应了一声，说是好事。然后她低头看车架，蓝色的车架上有一道小划痕，她拿拇指蹭了蹭。她想起以前骑自行车跑村，上坡推，下坡溜，车链子哗啦哗啦，风从耳边过。现在电动车没声儿，一拧把就走了。 电动车是村主任张罗人买的，蓝色的，车把上还挂了一面小圆镜。她骑了两回就顺了，就是刹车太灵，她老习惯先轻轻捏一把再慢慢加力。她后来骑着电动车出诊，药箱绑在后座上，用绳子勒了三道。她说东西没变，就是快了。就是人老了，手上全是自行车的习惯。 车买回来那天停在卫生室门口。村主任教她拧钥匙，她拧反了，又拧回来。她不敢快，两手紧攥车把，脚贴地滑了一段才敢把脚收上去。刹车一捏，车往下一沉，她吓了一跳，后来就只敢轻轻捏。绳子是从旧自行车上解下来的，毛了边，她舍不得换。出诊回来，她先解药箱，再拿抹布擦车。擦到后座时，她手停一下，那里绑过药箱，也绑过孩子。 有一年下雪，她还是推出那辆旧自行车走了一趟。她说下雪天电动车打滑，自行车踏实。 雪是后半夜下的，早上推门，院里白了一层。她先拿笤帚扫出车辙，从屋门扫到棚子。电动车停在棚子外侧，车座上落满雪，她拿抹布拍掉，拍完了又看旧自行车。旧自行车轮胎没气，她从屋里拿出打气筒，夹上气嘴，一下一下压。打足了气，她推车出来，车圈碾着雪，咯吱咯吱。药箱绑在后座上，绳子勒了三道。她没骑，先推着走，出了村口才跨上去。雪地上车轮打滑，她骑得很慢，脚时常点地。到第一家，她支好车，拍了拍车座上的雪。

她退休那年五十二岁。退休那天她最后一次走出村卫生室。她背着那个药箱，药箱的皮磨得发亮，背带都换了三根了。 那天她起得比平时早。院子里的水缸沿上结了一层薄冰，她用瓢舀水的时候冰碴子碰在铁瓢上，响了一声。她把诊室的门推开，把窗台上那几个药瓶一个一个拿下来，用抹布把瓶底的灰擦掉，再摆回去。 她说这个药箱该歇歇了。 小伙子笑了一声，说吴姨，这箱子还能用。她把箱子从肩上取下来。箱子是牛皮面的，边角都卷了，铜搭扣松了，扣上去要使点劲才咬得住。她用手按住搭扣，按了两下，听见咔的一声。 小伙子把她那三根换下来的旧背带也要留下，她说要那个干啥，小伙子说做个念想。 三根背带都还挂在箱子底下的钩上，一根是帆布的，早先洗得发白，边上起了毛；一根是革的，中间裂开一道口子，她用线缝过两回；还有一根是后来换的，颜色深，还没怎么见旧。她把它们解下来，一条一条捋直，放在桌角。 药箱她交给了接班的年轻医生，卫生院派来的一个小伙子。她把箱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拿，跟他说，纱布放最上头，退烧药放左边，别混了。 她先拿出压舌板，一叠扁扁的木片，用皮筋捆着。又拿体温计，铝壳的，壳子上有一道浅浅的凹痕。听诊器的管子绕了两圈，她抖开看了一下，没打折，就放到一边。碘酒、酒精、红药水，三个瓶子摆成一排。她一样一样交代，这个怕冻，那个怕晒，酒精瓶子盖紧了，不然一夏天就挥发光了。小伙子说吴姨，您比我念书时的老师说得还细。她说我这不是书上的，是我三十年一回一回掏出来学的。 箱子掏空了，里头剩一层灰，还有几粒药渣。她拿抹布把箱底擦了一遍，把搭扣重新扣好，推给小伙子。小伙子把它背到肩上，走了两步，说重。她说空箱子也重，皮子厚。 她走出卫生室以后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门口那棵老槐树，是她二十八年前刚来村里时亲手移栽的小槐树长成的。那时候村里人说这里原先的老槐树老了，不长叶子了。她说不行，我给它移栽一棵小的，让它活过来。 那天是开春，土还冻着，她借了把铁锹，在原来的树根旁边刨了个坑。坑刨得浅了，她又往下挖了两锹。小槐树是从邻村挪来的，根上带着一坨泥，她用草绳把树干缠了一圈，浇了两桶水，她蹲在旁边等了一会儿。 二十八年过去，那棵小槐树已经长得齐人高。 树干已经有碗口粗，皮是青的。风大的时候，叶子哗啦哗啦地翻。 她说这棵树跟村里的孩子一样，我种下它，它长大了。 钥匙交出去之前，她在门上试了一遍锁，锁舌头有点涩，她往里滴了两滴机油进去，又锁上开了一回，顺了，才把钥匙从环上褪下来。 她退休以后没搬走，还住在村里那间平房。傍晚她在门口坐着，放学的孩子从坡底下上来，一个一个跟她打招呼。 平房门口有一块青石板，她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那儿。天擦黑的时候，坡底下的路上先传来书包带子磕在屁股上的声音。孩子们的书包有红的，有蓝的，有的拉链没拉上，本子露在外面。她一个一个地应，叫得出名字，连谁家排行老几都记得。她说这些娃都是她看着生下来的，如今又开始生他们自己的娃了。 有个女娃停下来，把手里攥着的一颗糖给她，说是老师奖的。她接过来，剥了纸，掰了一半还回去，女娃不要，跑了。 有孩子问她，吴奶奶你今天看诊吗。她说退休了，不看啦，你哪里不舒服。孩子说没有，我就是问问。 孩子站着不走，把书包往上颠了颠，看着她脚边那个小马扎，说吴奶奶你这个凳子矮。她说矮好，坐着稳。 她应着，跟孩子摆摆手。